小结
在公共债务宏观效应分析的基础上，本章进一步对公共债务规模与债务危机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回答。笔者认为，公共债务规模扩张至何种程度会导致债务危机，须考虑到各国的债务临界值不同。究竟债务负担率达到多少就会引发债务风险，这与各国的政治制度、经济状况、财政状况、债务结构以及金融发展相关。美国的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相互统一协调，且美国公共债务的标价货币为美元。这一机制决定了美国可以在面临偿债风险时，通过量化宽松或者债务货币化的形式化解危机。日本的负债率为全世界之“最”，但日本并没有发生债务危机，其主要原因在于日本央行通过公开市场操作方式和日本金融机构通过投资增持的方式持有大量的日本国债，从而保障了日本国债市场的正常运转。而欧元区之所以发生债务危机，除了欧元区自身的结构性问题以外，关键的因素在于发生危机的欧元区五国的债务标价货币均是其非主权货币——欧元。欧洲央行为超主权央行，当南欧五国公共债务市场收益率大幅上升、融资困难时，欧洲央行并不会及时通过公开市场操作的方式化解这些国家的债务风险，导致最终面临违约的风险，陷入危机。因此，一国是否会发生公共债务危机，关键的因素在于债务的标价货币是否主权货币。如果是主权货币标价，那么就可以通过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相协调“隐性违约”的方式，在一定程度上化解公共债务风险。基于上述结论，笔者认为应该从以下几个方面吸取国际经验：一要完善国债市场体系，促进债务发行与流通；二是重视信用评级体系建设，促进资源的优化配置，加强债务市场的风险管理；三要加快人民币国际化进程，对外开放公共债务市场。
【注释】
[1]国内经济学文献通常按照相应的日语汉字将General Account翻译为一般会计，将Special Account翻译为特别会计。
[2]详见郝宇彪、田春生：《欧元区主权债务危机对东亚货币合作的启示》，《东北亚论坛》2011年第2期，第75—81页。
[3]参见《国际信用体系必须改革》，《经济参考报》2010年5月6日。
[4]美国著名的经济史学家查尔斯·P·金德尔伯格在其著作《世界经济霸权1500—1990》中提出，一个国家的经济最重要的就是要有“生产性”，历史上的经济霸权大多经历了从“生产性”到“非生产性”的转变，这就使得霸权国家有了生命周期性质，从而无法逃脱由盛到衰的宿命。笔者认为，这种“生产性”具体可指一国实体经济（特别是工业经济）的生产能力，及其产品在世界市场中的竞争能力。
[5]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课题组：《优化政府债券市场的宏观环境》，《经济研究参考》2012第19期，第21—34页。
[6]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课题组：《优化政府债券市场的宏观环境》，《经济研究参考》2012第19期，第3—21页。
[7]同上。
[8]广发期货发展研究中心国债组：《中美国债招标和预发行制度》，《期货日报》2013年4月23日，第4版。
[9]张勤峰：《三部门开展国债发行试点》，《中国证券报》2013年3月23日，第A02版。
[10]国债预发行办法将参与者限定为两类：一是可参与上交所债券交易的证券公司、银行、基金管理公司、保险公司等金融机构；二是符合《上海证券交易所债券市场投资者适当性管理暂行办法》相关规定的其他专业投资者。在操作方式上，只有国债承销团成员可以在国债预发行交易中净卖出，一般专业投资者不能净卖出，也就是只能先买入再卖出。此外，国债预发行交易申报须为1000手（100万元面值）或其整数倍，起点门槛较高。详见中证网，http：//www．cs.com.cn/xwzx/zq/201309/t20130927_4156701.html。
[11]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课题组：《目前中国政府债券市场存在的主要问题》，《经济研究参考》2012年第19期，第3—21页。(https://www.daowen.com)
[12]清华大学中美关系研究中心主任孙哲在2010年5月7日接受《经济参考报》记者采访时的发言。
[13]包香明：《关于我国债券市场信用评级制度的研究》，中国债券信息网，2007-03-20，http：//www． chinabond.com.cn/Info/558188。
[14]车安华，袁迪：《我国信用评级业存在的问题及对策》，《金融时报》2012年12月24日，第12版。
[15]孙哲，闫瑾：《国内信用评级机构夹缝中艰难求生》，金融界，2011-09-07，http：//finance.jrj.com.cn/2011/09/07070910969397.shtml。
[16]新华网：《多重瓶颈制约我国评级人才匮乏难题待解》，http：//news.xinhuanet.com/fortune/2011/10/27/c_111129088.htm。
[17]孙立坚：《揭开全球“安全资产”缺失之谜》，《世界经济研究》2013年第7期，第15—20页。
[18]郝宇彪，田春生：《人民币国际化的关键：基于制约因素的分析》，《经济学家》2011年第10期，第64—72页。
[19]张幼文：《国际金融中心发展的经验教训：世界若干案例的启示》，《社会科学》2003年第1期，第26—30页。
[20]胡坚，杨素兰：《国际金融中心评估指标体系的构建：兼及上海成为国际金融中心的可能性分析》，《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3年第5期，第40—47页。
[21]人力资源指标包括是否具有足够的专业人才，灵活的劳动力市场，以及劳动力的文化水平、智力水平和创新能力等方面的内容；制度环境指标包括税收制度、金融制度、行政管理制度、经济自由度、制度执行情况、经营环境师傅宽松等方面的内容；基础设施指标包括城市建筑物租金、是否有足够的办公经营空间等内容；市场准入指标包括资本准入制度、国际金融交易活跃程度、证券化程度以及金融机构的聚集程度等内容；综合竞争力指标衡量金融中心城市的整体竞争实力，包括该城市的国际竞争力强弱、在全球的知名度以及生活条件等方面的内容；详细见高山：《国际金融中心竞争力比较研究》，《南京财经大学学报》2009年第2期。
[22]王广谦：《加速推进汇率市场化实现人民币国际化》，网易财经，2008-12-25，http：//money.163.com/special/0025342Q/wangguangqian.html。
[23]王国刚：《深化利率市场化改革推进资本账户开放》，《中国外汇》2019年第19期。
[24]伍治坚：《人民币国际化任重道远》，《联合早报》2011年5月27日，http：//www．zaobao.com/special/china/rmb/pages2/rmb110527.s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