课堂教学主体:“戴着镣铐跳舞”

三、 课堂教学主体:“戴着镣铐跳舞”

课堂教学主体,直白地说,指课堂教学中的教师学生。教学主体的主体性,主要“表现为能动性、自主性、创造性、独特性等特征”[64]。师生课堂教学主体性的发挥对课程实施状况和教学质量有着重要影响。如何让新课程理念落实于课堂,与教学实践“共舞”,是基础教育课程改革成败的关键所在。然而,由于长期以“教”为中心的控制性的教学习惯及相应课堂教学文化的影响,现实课堂教学主体的活力并不尽如人意。

在长期的学科教学过程中,由于学生对各学科的发展脉络、学科结构、思维方式和方法论知之甚少,在新的知识结构、原理、功能等学习方面对教师尤其依赖,客观上使教学过程表征为“学科知识—教师教学—学生获知”的单向度知识传递形态。在我国大班额教学[65]和长期学科中心教学思想的主导下,学生“学习时间有限、学习内容高度结构化、很大程度上是显性学习”,[66]作为“先知”的教师不仅掌控着知识输出的容量与进度,也掌控着知识输出和发展的难易度,这进一步强化了教师教学的控制性取向。

显然,这种控制性的教学习惯客观上是以牺牲对学生态度和动机的关注为代价的。尽管教师在课堂教学中扮演着关键作用,但不可否认的是,没有学生主体的参与,学生的积极性和主动性没有被激发出来,课程改革就不可能取得成功。一旦学生主体地位“阙如”,教师则沦为教“新课程”的角色,学生也是被动地学“新课程”,“新课程”成了“主角”,教师和学生却成了完成“新课程”的参与者。

如何确立新课程改革中教师和学生的“主角”身份,如何让他们演绎好自身角色并发挥其应有活力,如何真正重视课堂场域下的师生及其在教学活动中的相互作用,如何促进教师专业自主发展和学生自主学习并激发出“教”“学”活力,正是未来课程改革深入推进中切实要关注的问题。只有以“实践导向,聚焦学生学习,合作,实践者研究以及专业文化变化”等教学理念引导的课程改革,才“能够更好地激励老师反思课堂教学实践和学生的学习”,才能“成功地支撑新课程整体教学活动发展的方向”,[67]才能从根本上回答为什么“课程虽好,课堂依旧”和“新课程只是换了本教材而已”之类的问题。

【注释】

[1]根据2001年国家颁发的《国务院关于基础教育改革与发展的决定》,教育部制定并颁发了《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纲要(试行)》,标志并启动了我国内地第八次基础教育课程改革,俗称“新课改”。

[2]在乔治·布什、比尔·克林顿、乔治·沃克·布什、奥巴马四个政权时期颁发的文件包括《普及科学——美国2061计划》(1990年)、《美国2000年教育战略》(1991年)、《2000年目标:美国教育法》和《初等与中等教育法》(1993年)、《美国国家科学教育标准(NSES)》(1996年)、《1997年重建美国学校伙伴关系法》、《小班化计划》(1998年)、《学校为社区中心:规划与设计公民抉择指南》(2000年)、《不让一个儿童落后》(2002年)、《2009年美国复苏与再投资法案》等。

[3]在保守党政府(1979—1997年)、布莱尔政府(1997—2007年)和布朗政府(2007—2010年)时期颁发的改革法令有《学校课程》(1981年)、《国家统一课程》(1987年)、《1988年教育改革法》、《1993年教育法》、《2000年新国家课程》、《2002年教育法》、《儿童计划》(2007年)及《2009年教育与技能议案》等。

[4]即《关于面向21世纪的我国教育》。

[5]国家教育行政学院.基础教育新视点[M].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2003:93-95.

[6]冯生尧.课程改革:世界与中国[M].广州:广东教育出版社,2004:245-246.

[7]冯生尧.课程改革:世界与中国[M].广州:广东教育出版社,2004:310.

[8]冯生尧.课程改革:世界与中国[M].广州:广东教育出版社,2004:184,308.

[9]李其龙.国际普通高中课程改革趋势[J].全球教育展望,2003(7):54-59.

[10]刘丽丽.德国基础教育的课程改革[J].比较教育研究,2005(7):23-26.

[11]六项标准:“标准A,科学教师为学生规划探究性的科学课程计划”;“标准B,科学教师指导和促进学习”;“标准C,科学教师对教师的教学、学生的学习进行持续的评价”;“标准D,科学教师设计和管理学习环境,为学生学习科学提供时间、空间和资源”;“标准E,科学教师创设科学学习的社区,它反映了科学探究的学术严谨性,也具备助于科学学习的态度和价值观”;“标准F,科学教师积极地、持续地参与计划和开发学校科学课程计划”。冯生尧.课程改革:世界与中国[M].广州:广东教育出版社,2004:154-155.

[12]李其龙,徐斌艳.德国中小学课程改革动向与启示[J].全球教育展望,2001(4):25-31.

[13]高峡.当前日本义务教育的课程改革及其特点[J].课程·教材·教法,1999(6):52-58.

[14]冯生尧.课程改革:世界与中国[M].广州:广东教育出版社,2004:308.

[15]六趋势:①课程的宽广性增加;②加强有关欧洲的教育;③完善双语教学体系;④加强作为思想方向的价值观教育;⑤采用水平测试,强化课程质量管理;⑥把信息与通讯技术教育渗透进各门课程。冯生尧.课程改革:世界与中国[M].广州:广东教育出版社,2004:265-268.

[16]李其龙.国际普通高中课程改革趋势[J].全球教育展望,2003(7):54-59.

[17]《基础教育课程改革通览》编委会.基础教育课程改革通览[M].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02:5-8.

[18]黄书光.中国基础教育改革的历史反思与前瞻[M].天津:天津教育出版社,2006:79.

[19]胡德海.论20世纪中国的教育改革[J].教育研究与实验,2003(1):16-20.

[20]这七次基础教育课程改革时间分别为:1949—1952年,1953—1957年,1958—1965年,1966—1976年,1977—1985年,1986—1991年,1992—2000年。参见叶澜.中国基础教育改革发展研究[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266-268.(https://www.daowen.com)

[21]彭泽平.1958—1965年我国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的重新考察与评价[J].东北师大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5(2),155-160.

[22]叶澜.中国基础教育改革发展研究[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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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义务教育全日制小学初级中学教学计划(初稿)[J].人民教育,1986(12):12-13.

[27]九年义务教育全日制小学、初级中学课程计划(试行)[J].人民教育,1992(9):2-8.

[28]关于印发《全日制普通高级中学课程计划(试验)》的通知[J].课程·教材·教法,1996(6):1-4,9.

[29]张传燧.综合实践活动课程论[M].广州:广东教育出版社,2004:104.

[30]张传燧.综合实践活动课程论[M].广州:广东教育出版社,2004:108.

[31]白月桥.我国中学综合课程研究现状与改革前景[J].教育研究与实验,1992(2):5-8,39.

[32]这一时期关于综合课程的实验主要有:东北师大和东北师大附中的“初中课程设置与综合教材的研究实验”,上海师大和上海师大附中的“初中综合理科研究和实验”,华中师大和华中师大附中的“初中课程改革”,辽宁教育学院和辽宁实验中学的“初中生物课综合开设的研究与实验”,上海市中小学课程教材委员会制订的“全日制普通高中课程改革实行方案”等。参见白月桥.我国中学综合课程研究现状与改革前景[J].教育研究与实验,1992(2):5-8,39.

[33]张肇丰.中小学社会学科综合课程研究:下[J].课程·教材·教法,1995(5):10-16.

[34]九年义务教育全日制小学、初级中学课程计划(试行)[J].人民教育,1992(9):2-8.

[35]九年义务教育全日制小学、初级中学课程计划(试行)[J].人民教育,1992(9):2-8.

[36]义务教育全日制小学初级中学教学计划(初稿)[J].人民教育,1986(12):12-13.

[37]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基础教育改革全面推进素质教育的决定[EB/OL].[2015-03-13].http://old.moe.gov.cn/publicfiles/business/htmlfiles/moe/moe_177/200407/2478.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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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崔允漷.基于课程标准:让教学“回家”[J].基础教育课程,2011(12):51-52.

[42]杨启亮.守护家园:课程与教学变革中的本土化[J].教育研究,2007(9):23-28.

[43]指前七次基础教育课程改革,时间分别:1949—1952年,1953—1957年,1958—1965年,1966—1976年,1977—1985年,1986—1991年,1992—2000年。参见叶澜.中国基础教育改革发展研究[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266-268.

[44]查有梁.课程改革的辩与立[M].重庆:重庆大学出版社,2009:219.

[45]崔允漷认为,新课程改革倡导的先进理念得到很大程度的认同,但先进的理念与残酷的现实之间存在着十分严重的“两张皮”现象。参见崔允漷.基于课程标准:让教学“回家”[J].基础教育课程,2011(12):51-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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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4]张传燧.现代教育学[M].重庆: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142-146.

[65]教育部2018年9月27日在《关于政协十三届全国委员会第一次会议第3121号(教育类303号)提案答复的函》中指出,“确保2018年底基本消除66人以上的超大班额(控制在2%以内)、2020年底基本消除56人以上大班额(控制在5%以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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