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选文要义
为师范生选文，未可苟焉已也。一篇之文，彼常能受深刻之映象。脱有未当，食其敝者且及于终身。在操选事者，虽各有其标的，而标的之有合与否，当时恒不自知。行之期年，学生行文，乃于无形中流露其恶果。若漫无定趋、随意点授，是且无所谓选，其弊益可知矣。兹就鄙见所及，拟前后期选文要义如下：
第一 前期，其义有四：
一曰：文中之有白话，盖是随机立说，为初学开一善巧法门而已。若过信时言，以是为不可复加，则乌能见神州文学之妙乎？夫以一语贯摄多义，以数字包举群言。俯而察之，穆然而起古怀；仰而思之，醰乎其有余昧。简饬而端严，厚重而粹美。字非一义，惟其所役；词无定职，用之乃神。此亦天下之奇观也，而文言实备具之。近贤所讥，若堆垛、装饰、陈腐、僻涩一切诸弊，文言之末流或蹈之耳，非其自身概如此也。若夫白话，以表达意旨言，其与文言，诚不宜有所低昂。然怀旧之思、审美之念，人情所同。故钟仪幽而楚奏，庄舄显而越吟[2]。盖土风所在，美即寓焉。况乎我国文字，固又有上举之特色乎。更以师范生言之，不求多闻，无以成学；不务读书，无以多闻；不通文言，无以读书。今之前期生，初离小学，其所能者皆白话也。使毕业小学而勿升学，则文言犹可不习。今既升学矣，六年之中，固当有一定之造诣。则于文言，可勿从事学习耶？故前期第一要义，在由白话渐进以趋乎文言。
二曰：学生之初入师范也，议论之文非所习也。其前此所读者，神话、故事、诗歌、小说、戏剧而已。是数者，或涉玄想，或近美文，于积理固无与焉。师范前期生，其犹以是自终乎哉。夫文非可以徒为也，其积于中者博且久，则发之于外者，乃得充实而有辉光。其积之之道，非仅在文，善观物者，因境见异，随分得解。天地之变、万物之繁，皆吾资也。然若前人已明之理、已立之说，吾取而读焉，不又愈于徒事观听，漫羡而无所归心者乎？当是时也，去后期尚早，读专书之能力又未裕。不求之于范文，将何求焉？故前期第二要义，在多读议论文。
三曰：文之可贵者非一，而人之所嗜者亦殊。昔之能文者，避夷趋险、辞滑就涩。宅言敷藻、务求所以去故而徙新。以生蹇为翘异，以拗曲为权奇。此一类也。高摹汉、魏，卑视宋明。猎其词章、袭其神理。中郎[3]之碑、子云[4]之赋，渊懿朴茂，可乱楮叶，气韵不足、典赡有余。此又一类也。意主蕴藉，不欲尽言。辞求肃括，罕有大篇。敛之又敛、损之又损，成矜洁之篇章，竭洗伐之能事。此又一类也。以品致论，此三类者，诚为高绝。然在初学，必归裁弃。夫行远者必自迩。世徒见夫生拗典赡矜洁为高文，而不知其初哉首基，固自文从字顺而来。使在始即尚生拗，则必至于不可读。即尚典赡，则必驯成假骨董；即尚矜洁，则必至于说不出。况三者皆修饰之事，与内容固无涉哉。夫中人以下，不可以语上。初学为文，以能宣畅其意为的。则所重者自别有在，故前期第三要义，在以平易条达为宗。
四曰：文所以明理，而理必以充至为尚。古文之所以见讥人口，岂不以理不足而但假诸词哉？词欲其平易条达，则所以涂饰形貌者已失其泰半。然而其中犹有蔽焉。潘稼堂[5]云：“五十年来，家诵欧曾，人摹归王。惟求波澜意度，仿佛古人。而按其中，枵然无有。”（《朴学斋稿序》）此文学之所以须革命也。而古文家法，称旧说而屏新义、尚约旨而忌尽言。由前之说，邻于陈旧；由后之说，安得淋漓？如是之文，亦适成其旧式之空架子而已。虽法度可观，其何以称文字之用哉？前期生以范文为积理之源，选一文，固当收一文之用。故前期第四要义，又在以切实充至为归也。
今摘记前期已授之篇目若干列下，以明其例。
韩愈《争臣论》柳宗元《驳复仇议》《新唐书兵志》节录苏轼《教战守》苏轼《稼说送张琥》张耒《答李推官书》马端临《论唐宋兵制》侯方域《癸未去金陵日与阮光禄书》魏禧《宗子发文集序》茅星来《说文一首赠立夫》张尔岐《辨志》潘耒《日知录序》宋荦《国朝三家文钞传》姚鼐《古文辞类纂序》曾国藩《欧阳生文集序》曾国藩《圣哲画像记》冯桂芬《免回避议》张謇《与通州师范生论国文手牒》严复《论交易》——译斯密亚丹《原富》梁启超《欧洲大战史论自序》章炳麟《常识与教育》胡适《中国哲学的线索》
以上各篇，均词气明畅，内容丰实，可为代表。于前陈三弊，尤谨避之如乌附云。（末二篇为语体）
第二 后期，其义有三：
一曰：学生入后期，其于范文所读者盖已多矣。后期时间又甚少，其于范文，用之于简练揣摹，无宁用之于多学而识。故选授之顷，益当侧重国学常识。盖智识之欲人皆有之。后期生行当毕业，若再以唐宋小篇，一切摹神练气之常谈，与相周旋，彼学生者，习闻既久，则厌心生。南前任本三国文，此级生徒至以是为请。谓吾属入校四年，所读之文已盈尺，请易其有裨学识者，其明验也。然则于普通文而外，必宜就子史诸籍中，摘其能窥见本书大义者，若《庄子·天下篇》《史记·太史公自序》之类，从加讨治，断断然矣。其义一。
二曰：记叙之文，前期但就记人、记事、记游、记营造诸体，略发其凡耳。使记叙之作而但如是，岂足以尽文字之用哉？柳永诸记[6]，雕范山水，牢笼百态，后人伟之。然游陟之制，其价值尚不敌《水经注》[7]。是其伎虽善，犹非琼琚玉佩之鸣也。夫学者之病，恒在所见太卑、所守太陋。此其失，类由教者不能示以昌明博大之途，而但以小家纷说，弥缝其间。记叙之体，若诸史之志传、秦汉之碑板、《左传》[8]《通鉴》[9]之长篇纪事，其剪裁之精、抉择之核，与夫包举众事之无有讹夺，得其近似，已称作手。若已入后期而犹弗以告，是不使学者知祖国文学之富也。故史传诸名篇，于此时必宜选习。其义二。
三曰：前期尚义理、崇切实，其义伟矣。然华夏之文，有特美者象著于物，情发乎辞，托义既远，感人自深。于是乎诗歌以咏之、辞赋以宣之、书简以赠其生、吊祭以哀其死。文采则清绮贞刚，各极其禀；情绪则郁勃绵渺，各尽其致。能令读其文者，百世之下与百世之上，兴观群怨，靡不相协。虽非师范生之急务，然岂可不涉其藩乎？彼时贤言教育者，欲但以小说、戏剧、诗歌等体当文学之目。施诸前期，吾不谓然。若后期生，以十之一二授纯文学，固见其甚当也。惟近世欧化东来，所译著之小说戏剧，类多结轖论而不可通其辞。况能味其义耶？此中教材，端宜慎择矣。其义三。
信能行是三者，合之前期，而文体无不全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