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间故事与神话

一、民间故事与神话

关于神话的界说,目前我国民间文艺学界也有广义神话说与狭义神话说的争论。持广义神话说的学者,不但将原始神话,关于历史人物、节日、法术、宝物、风习、地方风物的传说,来源于佛经的故事,古老的童话和寓言包括在神话范围之内,甚至还把关于“飞碟”、“雪人”、“人体特异功能”等“世界之谜”的传闻,作为新时代的“文明神话”来看待。这样,在神话的范围内,就包罗了新旧时代所有具备幻想特征的故事,神话学的领域也就无限扩大,取代了故事学、传说学等。这显然不符合现代民间文艺学的发展趋向,难以让人赞同。

我们赞同狭义神话说,即神话的范围限于原始神话,刘魁立在《神话及神话学》一文中对神话所下的定义较为恰当,他说:“神话是生活在原始公社时期的人们通过他们的原始思维不自觉地把自然界和社会生活加以形象化、人格化,而形成的幻想神奇的语言艺术创作。”[5]一方面,神话主要产生和繁荣于人类尚处于原始公社时期的上古或远古,是一种充满神奇幻想的故事,这种神奇幻想是以人类童年阶段的原始思维对自然和社会生活所作的一种不自觉的艺术加工。神话的主要内容,是反映天地、人类起源和文明创造;反映人和自然的矛盾及征服自然的斗争;对原始社会末期的社会斗争,如部落征战、阶级分化等,也有所表现。原始神话和后世民间故事的关系十分密切。神话虽是特定历史阶段的产物,但前人所创造的那些古老优美的神话并不会消失,它往往经历千年百代,仍然活在民众口头上。另一方面,神话艺术是繁荣一切后世文艺的肥沃土壤;民间故事,特别是其中的幻想性故事,常常吸取神话的艺术成分,进行自己的艺术创造。因此,我们有必要将神话和民间故事的界限加以划分。

民间故事中以写实手法反映后世阶级社会的矛盾斗争和人民生活心理的故事,如各种类型的生活故事,与神话艺术的界限十分明显,不易混同。

民间故事中幻想性较强的童话、寓言和神话的界限则不易区别,常被混淆不清。《愚公移山》有人说是寓言,也有人把它列入古神话之中。《田螺姑娘》《龙女》一般人视为童话,也有人把它作为神话处理。刘守华在《民间童话和神话、传说》一文中,曾提出民间童话(包括民间寓言)和神话的最重要的区别是,它是自觉地运用艺术虚构的手法来反映人民生活与理想愿望的口头创作。由于其中的种种幻想,不再像神话那样,同人们的原始思维(包括原始宗教信仰)联系在一起,所以它具有不同于神话的明丽色彩、愉快活泼的情趣和引人入胜的魅力。

神话乃是人民群众借幻想对自然和社会所作的一种不自觉的艺术加工,这一出自《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的马克思的精辟论断,现已成为国际上许多民间文艺学家辨析神话艺术和童话等民间故事之不同特征的主要依据。《大英百科全书》的“民间文学”条目中就写道:“在许多有文字以前的文化区,民间故事很难和神话分开,因为特别是在骗子和英雄的故事中,它们就部落起源和人与神的关系预先设定了一个信仰的背景。然而,有意的虚构甚至也加进了这种故事。”苏联1980年版《世界各民族的神话·绪论》中也写道:“关于神话与神幻故事的区分,当代民间文艺学家作了下列论断:神话是为神幻故事的先导;神幻故事较之神话,释源功能则有所减(或丧失殆尽),对所述神幻事件之真实性的笃信亦有所减,而自觉的构思则有增无已(神话创作具有不自觉的艺术的属性),如此等等。”由于后世民间故事中之幻想系出于自觉的虚构,便造成了内容与形式上的一系列不同于神话艺术的特征。在区别神话和幻想性民间故事时,我们应着眼于整体,着眼于它们的基本构思,不能将那些因吸取某些神话形象、神话幻想情节、神话艺术手法因而染上某种程度神话色彩的故事作为神话来看待。神话和故事的混淆,常常由此造成。关于《愚公移山》,正如袁珂在《古神话选释》中所指出的,就《列子》中的文字来看,显然是一篇寓言;结尾则是神话式的幻想,“或亦有古神话的渊源,而为哲学家加以改造、利用来阐发它的哲理”[6]。至于《龙女》《田螺姑娘》,女主人公形象虽有神话色彩,就整体而言,却是童话艺术发展到成熟阶段的产物,是民间童话艺术宝库中被世人广泛传诵的珍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