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王作栋
王作栋因采录鄂西著名故事讲述家刘德培的口述故事而获得学界好评。他大学毕业后分配至湖北五峰县文化馆工作,于1976年同该县农民刘德培老汉结识,是在说说唱唱中交上朋友的。随后在20世纪80年代全国掀起的民间文学工作热潮中,用心采录他的故事,于1989年出版刘德培故事专集《新笑府》,从而受到海内外文化学术界的赞誉,在中国民间文艺学史上留下了鲜明的印迹。他在2000年新撰写的《民间故事家刘德培发现经过述略》中告诉我们:
那是1976年冬,我在五峰县文化馆工作。馆舍坐落在穿城而过的天池河边,是石木结构的小楼房,上下两层,因年久失修,屋顶多次漏雨,单位上早已酝酿请人检修。12月份我从乡下出差回来,瓦匠已经到了,在搭梯子,准备上屋顶。没想到的是,这人竟是一个慢吞吞的老头儿……晚上7点多钟,我见老瓦匠把手笼在袄子下摆里面,一个人冷清清地在客房里坐,就请他到我的寝室去烤火喝茶。寒暄之间,我得知老人名叫刘德培,农民,65岁,家住在白鹿庄公社香联大队,离县城30里……被我同情的贫困老人,原来是一位歌师傅!我赶快拿起笔来记录。在采录中,刘老又由讲到民歌中的风俗典故,带出了风俗传说,带出了地方史事掌故,带出了故事笑话,兴致越来越浓,我们听得也笑个不止,他乐滋滋地讲到凌晨两点才睡觉。就这样,一个十分偶然的机会,使我们开始萌生了不解之缘。
老人在馆里检瓦半个多月,天天晚上有讲的,有唱的,或民歌,或故事,或谜语,或跳丧习俗,连锁交叉,不炒现饭;对我的提问,他也大多有答复。我叹服他是一位吃苦不叫苦,为难不输志的老汉,一位阅历丰富、多才多艺的长者,一位可以传教地方风俗民情的老师。
在刘老为文化馆检屋的17天里,我采录的资料繁杂,计故事、笑话、传说231则,民歌413首,皮影戏文3部,和上梁词、升匾词、撒禄米词、酒令、谜语、俗谚等一批民俗资料,以及罕见的盘古赞等赞词、咒语、八卦、风水之类,多数内容按当时学术环境难登大雅之堂,只能录以备检。
刘老离开文化馆的前一天,我为他饯行,请他以后进五峰县城,都到我们住处落脚。老人说话算数,每逢进城,我这里就成了他的落脚处。老人每次来,往往因忙于生计,当天来当天走,间或住一宿。1979年6月,我被调到县创作组后,住入县文工团宿舍。刘老便找到那里去,每次住个两三天、五六天不等。我的住处是办公室兼宿舍,很窄。睡的时候,刘老与我同挤一张单人床。讲到天色微明成了家常便饭。
至1981年5月我回家乡宜都县为止,我在五峰的那两年,是我与刘老往来最多的一段时间。这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思想活跃、政治环境逐步宽松分不开。不仅是刘老一次次不请自到,我去白鹿庄也勤——去他的居住地柳冲子看望,去他的出生地杜家坳访问,和他一起爬山转岭找他的老伙计、老乡邻调查等等,每次日同行夜同宿,两师徒遇咸吃咸,遇淡吃淡,那时,他已经无话不谈。
1979年11月,我将刘老讲述的故事整理了几则,试投给省内几家报刊发表。1980年5月,我参加湖北省第一期民间文学骨干培训班,汇报刘德培的情况,引起湖北省民间文艺家的重视。培训班后,省民协强调对年事已高的重点传承人进行“抢救”。1983年,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湖北分会要求我将刘老的故事全部录音留存。这年12月,民间故事家刘德培命名表彰大会在武汉召开。1989年,刘德培故事专集《新笑府》由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6]
王作栋称他和刘德培老人有长达24年之久的师徒情谊。他对刘德培故事的采录有鲜明独特的个人特色与时代印记。第一,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中国进入改革开放的历史新时期,在民间文学工作方面,全国开展民间文学普查,编纂民间文学三套集成,跨入采录研究民间文学的又一个黄金季节,因而王作栋采录刘德培故事得到多方面的大力扶持;第二,王作栋虽然是在偶然情况下结识刘德培的,却和他有着长达一二十年的师徒情缘,不仅熟悉他所讲述的民间故事,所传承的其他民间文艺作品,还对刘老的艰难身世及其生活环境的了解达到了细致入微的程度,因而互相配合也达到最佳状态;第三,王作栋初次结识刘老时,就已是大学中文系毕业,具有较高文化素养的文化工作者,后来又不断学习民间文艺学理论知识,努力提高自己的专业技能和学术素养。他一方面采录刘德培的故事,另一方面写出了一系列研究刘德培口头文学传承的学术论文。理论与实践相互渗透、相得益彰,从而使这位中国当代口头语言艺术大师的几百篇故事能够很好地保留下来,在文学性与科学性上达到较高水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表彰中国十大故事讲述家时将刘德培老人置于首位,正是讲述人和采录者珠联璧合取得的优秀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