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民间故事的文化价值和社会功能
中国民间故事具有多种文化价值和功能，这是它长期为广大人民群众所喜爱，并为许多学科的研究者所关注的重要原因，也是我们编纂《中国民间故事集成》的出发点。
民间故事作为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一种口头创作，始终和人民生活紧密联系在一起，发挥着多种作用。在原始时期人们以故事的形式借助想象反映自然和社会生活，当时人们并不把这种作品看作具有更多审美价值的文艺。在许多情况下这些作品往往在生活中发挥着各种实际的功能，借以保障某些社会制度、习俗的实行。例如，云南佤族神话中关于砍人头祭木鼓等内容，就起着这种保障的作用，它在很长的历史时期内维护着这种习俗的延续，被该族视为这种习俗的神圣依据。又如，广西瑶族民间流行的《过山榜》，以盘瓠神话为依据，提出瑶民“刀耕火种山田，蠲免国税夫役”等条件，长期以来瑶民就带着这件文献，翻山越岭，到处游耕。根据民族学者的调查，民间故事是很多少数民族生活中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在民族的重大节日、婚丧期间或部落争斗前夕，都要由巫师吟诵本民族的创世神话、洪水传说等，借以温习民族历史，加强民族团结，传播社会习俗和某些生产知识，动员和组织本族成员投入战斗等，而这些神话也就这样一代一代地传承下来。
在长期社会发展中，随着社会生产的发展、文明的进步，各种口头叙事作品和人民生活的联系也有新的开拓。民间传说在描述民族历史、反映人民生活方面，较神话更为广泛，在旧时代广大群众由于缺乏受教育的条件，多不识字，他们关于历史、自然方面的知识和生产经验的传承，其他社会信息的传播等，多靠口头文学（特别是传说故事）来进行。而在革命年代里，关于革命形势的发展、战争的消息、领袖人物的事迹等，更是传说的重要题材，这类传说故事常常起着宣传革命、瓦解敌人的作用，成为配合革命的一种无形的力量。
各种故事情况各异，某些动物故事和幻想故事，在古代具有严肃的性质，但随着时代的发展，其严肃的性质逐渐淡化，人们不再抱着信实和虔敬的态度去讲述这类作品，而把讲述这类故事视为一种娱乐活动，并笼统地称之为“瞎话”（自觉虚构的故事），其他虚构性故事如笑话、生活故事、寓言等，也都具有这种性质和作用。不论寒冬的夜晚，还是劳动的间歇，众人聚会在一起讲谈，这些故事总是最受欢迎的。
但是，民间故事这种娱乐作用并非毫无意义的消遣，那些轻松愉快的故事大多具有寓教于乐的特点，在谈笑和美丽的幻想之中常常包含着富于积极教育意义的内容。其中广泛反映惩恶扬善的主题和人民优良的伦理道德观念，如崇尚勤劳勇敢、聪慧善良、尊老爱幼、知恩必报、爱情忠贞、嫉恶如仇等。尤其是那些关于贫苦劳动者追求幸福生活的故事（如问活佛、龙女、灰姑娘等类型的故事），表现在黑暗时代人民对未来充满信心，更具有巨大的鼓舞和慰藉作用。对人民群众的思想教育作用同样是神话和传说的重要社会功能，而且随着一些古代作品在民间的传承，这种作用越来越突出。如古代传说大禹治水“三过家门而不入”，表现他公而忘私、为人民利益献身的精神，这种崇高的精神培养着一代又一代仁人志士，也一直为人民群众所赞赏，并不断为大禹的这种精神编讲新的故事。现代口头传说大禹治水第三次路过家门时，被家人拉进家中，但他受到杯倒水流的启发，悟出疏导的治水方法，立即又离家去挖河了。此外许多民族英雄传说，表现他们为民族利益而斗争的不屈不挠的精神，披荆斩棘、开拓创业的精神，爱憎分明的态度等，也都不断地在民间发挥着极为重要的教育作用。
民间故事对群众的教育作用，主要体现在故事的内容上，但和故事的讲述活动也很有关系，现代一些民间故事讲述家常常自觉运用故事对听众进行教育，如朝鲜族故事家金德顺和汉族故事家刘德培、谭振山等人讲述故事都有选择性，他（她）们常常针对不同听众讲述他们爱听的故事，或了解到某些群众生活中的矛盾，而有目的地讲述。有的人甚至利用故事来排解村民间的纠纷和解决某些疑难问题，这样就使故事的教育效果更为显著。
民间故事不仅为人民群众自己所享用，它还是民族文化的组成部分，并对民族文化的研究与发展具有重要价值和作用。
广大群众是民族成员中的大多数，他们从事各种生产活动，为民族文化的创造提供物质基础。人民的口头故事也是从其劳动和社会经验中产生，其中包含多种文化知识，这些知识同样是民族文化创造的始基和宝贵资源。民间故事是文艺学特别是民间文艺学的重要研究对象，并在国内外发展为神话学、传说学、故事学等单独的分支学科。民间故事因其为人民群众所传承，它还是民俗学的研究对象之一，由于民间故事中有许多作品对其他生活习俗，如婚丧礼仪、年节活动、衣食住行、生产和生活中的禁忌等有所解释，给这些习俗增添情趣和历史文化内涵，更增加了故事在民俗学中的价值。民间故事反映氏族、部落到民族的发展过程，民族心理和民族性格的特点，民族特有习俗、宗教信仰，民族成员对民族始祖、民族英雄的崇敬，民族历史上的重大事件等，这些都是民族学的重要资料。特别是一些发展比较缓慢、长期没有文字的民族，由本族口头故事所保存的这些民族学资料，显得更加珍贵。此外，文化人类学、宗教学、哲学等，也常常从自己学科的需要出发利用民间故事的某些内容。尤其是历史学和民间故事的关系更为密切。对于文字产生以前的远古时代的历史来说，最可靠的资料当然是考古发掘的地下实物资料，但实物资料只能说明社会发展的一般状况，对于历史事件、人物活动等则很难反映出来，所以历史学家常常还要参考神话、传说，研究真实历史的内核，以为文字和实物史料的补充。司马迁为了撰写《史记》亲自游历名山大川，广泛搜求民间遗闻轶事和民间传说，这部分资料成为他著作中最为脍炙人口的部分（如关于五帝的传说，张良和圯下老人的故事，项羽自刎乌江，赵氏孤儿等），并为中国史学建立了这方面的优良传统。长期的社会历史发展中，虽然有大量文字史料作为依据，但在历史的某些方面，文字史料难免有其局限，如封建时代关于农民起义的文字著述，大多受到统治阶级正统观点的歪曲，民间传说、故事则站在人民大众的立场，把农民起义看作正义的行动，更多地保存了历史的真实面貌。因此，高尔基说：“如果不知道人民的口头创作，那就不可能知道劳动人民的真正历史。”
民间故事不仅在反映一般社会发展和阶级斗争方面具有重要的历史价值，在文化科学技术史方面，民间故事资料同样有重要意义。人民群众是劳动生产者，在他们的口头故事中保存着大量关于天象、地理、水利、航海、动植物、医药、各种手工业（建筑、蚕桑、纺织、陶瓷、刺绣、雕塑、绘画等）以及采集、农、牧、渔、猎等方面的知识、经验、技术，还有关于著名工匠、医师、艺人、科技发明家、文学艺术家等的传说、故事，这些资料对于天文学、地理学、医药学、工艺学等无疑有着重要的参考价值，因而一向受到文化史家和科学技术史家的注意。如古代地理著作《水经注》中就引用大量民间传说，现代英国李约瑟的《中国古代科学技术史》中，也多次根据民间故事的资料对中国古代科学技术的发展作出分析。
民间故事在供人们进行文艺欣赏和滋养文学艺术发展方面，其作用同样是十分显著的。民间故事是现代最为普及的读物，也是具有优秀思想和高尚审美情趣的语言艺术作品。民间故事中许多神话人物为人类生存进行艰苦斗争，表现出崇高的精神境界，许多英雄人物为了拯救集体危难而献出自己的生命，许多地方传说对山河的自然美进行了生动的描述，许多工艺故事表现出劳动者创造的智慧，许多爱情故事展示了人民对未来美好生活的向往，许多幽默、讽刺故事在笑声中揭露假恶丑的事物，表现人民群众精神上的优越感……这些都不只对人们的思想认识具有积极作用，而且令人产生愉快、悲壮、景仰等感情，引起思想情绪的共鸣，使人获得多种美的享受。
从文学艺术发展的历史来看，远在专门的文艺创作产生之前，民间文学（包括民间故事）已经产生、流传了很长的时间，业已在民族心理扎下深厚的根基。因此，各民族早期的作家创作无不以它为前提，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中称希腊神话为希腊艺术的“素材”“土壤和母胎”，正是对这种情况的概括。我国文学史上第一个伟大诗人屈原的创作与民间文艺有多方面密切联系，神话、传说对他的《离骚》《天问》《九歌》等著名诗篇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作家文艺产生之后，民间故事并没有丧失它在文艺创作发展上的意义，很多关心民族命运和人民疾苦的作家，常常从民间故事和其他民间文艺中吸取有益的思想上和艺术上的营养，使自己和人民息息相通。古代小说以记述民间道听途说为主，唐宋以后根据民间传说和民间说书发展起来的白话小说，每前进一步都和民间故事密切相关。此外，许多神话、传说、故事等，经常作为典故运用在各种体裁的文学创作中，给作家创作增加民族、民间传统的色彩。像金乌、玉兔、女娲、伏羲、夸父、共工、禹、羿、嫦娥、杜鹃、瑶池、昆仑、牛女以及望夫石等形象和情节，一直被作家文学沿用不衰，直至20世纪现代文学兴起，郭沫若、鲁迅还借用这些古老的故事创作出具有时代精神的小说和诗歌（如郭沫若的《凤凰涅槃》《女神之再生》等诗剧，鲁迅《故事新编》中的《理水》《铸剑》等小说）。新中国成立后，少数民族作家创作在全国获得较大反响的作品，如歌剧《刘三姐》等，也多是在民间故事和民间艺术土壤上开出的奇葩。
民间故事滋养文学艺术的方面是很广的，它是作家童话创作题材和形式的重要资源；它的人物形象经常为民族艺术所吸取（如一些少数民族地区的岩画、民间年画）；在创世史诗和英雄史诗中常常讲唱和神话、传说相同的故事；在说唱文学和戏剧中，民间故事经常被改编。此外，民间故事和其他民间文艺还经常在思想和审美意识上影响作家的世界观和艺术风格，为文学艺术在更深层次上开拓广阔的民族化、群众化道路等。
总之，民间故事作为民族文化的组成部分，对许多学科的研究和文学艺术创作都有重要影响。随着现代文化、科学的发展，人们对它还会不断地取得新的认识和发现。当然，民间故事中也有历史局限和封建糟粕，但这些成分在民间故事中不占主要地位，在批判地继承民族文化遗产的原则指引下，也不难发现和剔除。我们编纂《中国民间故事集成》正是为了促进民间故事在当前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中发挥更大更好的作用。
［本文选自许钰：《口承故事论》，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9年。文后“附记”如下：“根据十套民族民间文艺集成、志书的统一要求，每套集成都要有一个总的概述性文章，民间文学三套集成称为总序。《中国民间故事集成》的总序，主编钟敬文先生让我执笔，在写作过程中，由钟先生主持，几位副主编和总编辑部同志参加，进行了多次讨论，两次易稿，定稿时又由刘魁立副主编等同志在文字上做了修订，全文第一节开头约一千字也是刘魁立同志执笔的。本文是集体研讨的产物，在各省、市故事卷上以‘中国民间文学集成全国编辑委员会’的名义刊出，收在本书中借以纪念我在这项工作中所受到的那些十分难得的教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