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民间故事传承的时代变异
从我们汇集的32位故事讲述家的情况来看，70岁以上的15人，其中最老的92岁，60岁至70岁的10人。这两部分人加起来共25人，占78%，构成中国故事讲述家的主体。还有50岁至60岁的5人，50岁以下的2人。他们大量积累故事的童年时期，为20世纪二三十年代，距离现在半个世纪左右。当时正是辛亥革命结束中国长期封建主义统治，社会发生大转变的时期。他们成年后，又经历了由旧中国到新中国的伟大变革。这一代故事讲述家经历的两次历史巨变所给予社会和人们心理的巨大冲击，即使处于穷乡僻壤之中，也难以避免。民间故事作为社会文化的一个侧面，不能不带有时代转变的烙印。
中国旧时代的故事活动，具有怎样的特征呢？
中国的封建统治阶级和宗教势力，曾有组织地开展过讲故事活动。满族故事家傅英仁，给我们介绍了清代宫廷内部的讲故事习俗。清末，宫廷内有一个专门给帝王讲故事的讲评班，讲述者15岁选进宫，20岁回家。入宫时要在训练班学习三个月，然后分成南北两派讲述。南派讲汉族的历史传奇故事，北派讲努尔哈赤故事。傅英仁的曾祖父就在后面这个班里。讲评班的人进宫就穿上皇帝赏赐的黄马褂，被人称为“黄大衫队”，享受优厚待遇。今天傅英仁讲述的《南北罕王传》，就是从祖上留传下来的宫廷讲述本子里来的[24]。俄国沙皇曾把中国故事讲述人请进宫廷。两千多年前中国汉武帝身边的东方朔其人，实际上也是一个故事、笑话讲述家。但以后在我国就没有听说存在这类习俗了。这是故事学上很有意义的一个材料。满族传说故事较发达，而且特别重视讲述本民族的历史传说，把它作为保持民族历史文化传统的一个重要手段，很可能同这一习俗有关。但它早已成了历史的陈迹。
我们提到的32位故事家所从事的跨越新旧两个时代的讲述活动，具有另一种性质。它是以劳动人民为主体，紧密结合他们的生产斗争、阶级斗争和日常生活所开展的一种民间文学传承活动。这种活动不论在新旧时代都保持自己的活力，又因时代的转变而具有不同的特点。
旧时代的民间传承活动，表现出朴野自发的性质。那些故事讲述人，不仅是社会地位低下的劳动者，还有许多人身世悲惨，苦难深重。七尖初幼年丧父，中年丧夫，晚年婆媳不和。曹衍玉青年丧夫，带着孩子改嫁，受尽歧视折磨。胡怀梅青年丧夫，长期寡居。王玉兰丧夫之后，公婆又相继去世，孤苦伶仃，只得带着孩子要饭流浪。李成明6岁至9岁给人放猪，10岁至13岁放牛，14岁至16岁放蚕，17岁出嫁徐家，靠租种财主田地生活。刘文发逃荒外出。黑尔甲、刘德培等长年靠出外帮工谋生。人们口头世代相传的民间故事，便成为他们贫困孤寂生活的伴侣。张振犁在介绍曹衍玉时写道：“在旧社会的封建家庭里，她备受歧视、打骂、折磨。沉重的农田、家务劳动和精神上的痛苦，使她逐渐变得痴呆、麻木。后来，是她在讲故事中发现了她和故事主人公的共同命运，很快就产生共鸣，从故事的结局中找到了精神寄托。”[25]这种情况在旧时代具有很大的代表性。无论在家或外出，做工或务农，总有闲暇的时候。那时没有别的文化活动，人们便借即兴讲说故事以消遣时光。还有更重要的心理动因，是自我慰藉。当时他们所讲述的故事，大都具有浓厚的幻想成分。心理学家指出：“未能满足的愿望，是幻想产生的动力；每个幻想包含着一个愿望的实现，并且使令人不满意的现实好转。”“人总是利用他的想像力（幻想）来满足那些现实不能满足的愿望。”[26]金德顺讲故事，多以“穷人得好”为主题；尹宝兰讲故事，也是贯串着“穷人多济”的思想。她们都道出了当时自己传承故事时，有着使被压抑的愿望得到满足，负载的痛苦得到解脱的想法，从而获得愉快的心理效应。这样，置身于困苦生活中的故事讲述人，自然就乐此不倦，以至达到入迷的地步了。
在当时的家庭讲述中，长辈对着孩子讲故事，自然是有着一定的教育目的的。胡怀梅常对人说：“为男为女在世间，良心行为要当先；为人不懂世间理，枉在人世走一番。”这是她自己为人处世的准则，自然也贯串在她所讲故事之中。如果就她从事故事活动的总倾向来考察，恐怕是把自娱自慰放在首位的。至于刘德培等人在家庭之外的其他场合对着伙伴们讲故事，自娱自乐的特点就更突出了。他自己就说，“我一直把讲经当个玩艺儿”，主要追求逗笑取乐。
在这些故事讲述家中，还有些人保持着宗教迷信心理。胡怀梅为了寻求精神寄托，参加圣贤道，学会了跳大神。李马氏的母亲会讲故事，为了给孩子们治病，又许愿当了野萨满。他们的审美情感与宗教情感往往混同在一起，头脑里还有着某些原始思维成分，往往以虔诚信仰的心理来传讲那些神奇幻想故事。
以上几个方面，都表明旧时代的故事传承具有浓厚的自发性。
有些故事讲述家，虽然他们的生活跨越了两个时代，但他们在新中国成立以后，并没有怎么讲故事，只是在民间文学工作者发现他们上门采访时，才把蕴藏在记忆深处的故事倾吐出来，秦地女和金荣这两人就是这样。金荣，生长在一个故事之家，小时从外祖父和阿妈那里听到了许多故事。可是在近六十年中，由于没有适宜的环境，她总是默默无言地干活，不曾开口给人讲故事。直到1983年冬，民间文学工作者下乡采风，她毛遂自荐，才讲出生动优美的民间故事100多篇[27]。这些故事像窖藏的老酒那样完全保持了它古朴的风貌。但这种情况并不多见，大多数人跨进新时代后，仍然在继续从事民间故事讲述活动，有的在这一时期的讲述活动中成长为受人欢迎的故事家。他们中间有金德顺、佟凤乙、纪文道、张文英、刘文发、张建新、王国勋等，以中年故事家为主体，也有少数老年人和青年人。由于时代的进步，社会条件和故事家本身的种种改变，故事传承活动的自发性虽然没有完全消失，但自觉性已经明显增强，表现出一些新的特点。
这些故事讲述家，在旧时代处于社会底层，新中国成立后，他们在政治、经济上获得解放，许多人成为民众中的先进分子与活动分子。他们萌发了作为社会主人公的自觉性，怀着一定的社会责任感来讲故事，便由自娱自乐到开始向宣传群众、教育群众转化。金德顺就是在新中国成立后走出家庭，走东家串西家，到处讲故事而知名于地方的。她讲故事很注意教育性，她能鉴别出哪些故事是替穷人说话的，哪些是替富人说话的。裴永镇在《金德顺和她所讲的故事》一文中写道：有的故事如《七十岁老翁娶娇娘》，她认为这是糟践穷人的，通常她不讲这种故事。这些都充分表现了金德顺朴素的阶级意识和鲜明的爱憎观念。
纪文道，不但见多识广，而且接受新事物很快，“在他的讲述中，有一种潜在的社会责任感，他常常能随着时代的变化和听众的需求不断对故事进行修改”[28]。他所讲的故事，生活气息浓厚，清新活泼，幽默风趣，极少有宣扬封建迷信及旧的伦理道德观念的。他曾将一个挖苦庄稼人的《吝啬鬼的遗嘱》改成了讽刺财迷地主吝啬成性的故事，就是一个实例。
张文英，因当过生产队长和会计，以讲故事来做宣传教育的自觉性更为明显。如赶马的和喂马的闹别扭，他便讲《和合二仙》；一户人家里哥嫂同小叔子打架，他就讲《摇钱树》；有的社员找盲人算命，他就讲《两个大嘴子》。在工作中每遇到难事，便用故事排解纠纷和解决疑难。
因注重故事的社会教育效果，流行故事的品种也起了变化。旧时代，富于神奇幻想的童话故事特别流行，现在情况不同了。以张文英所讲故事为例，幻想故事所占比例很少，大量的是生活故事和笑话。这些故事和笑话，反映了阶级社会中劳动人民的生活愿望，所歌颂和赞扬的是正直、勤劳、善良、聪明的人，讽刺鞭挞的是那些剥削者和压迫者，同时也对人民的缺点进行善意、幽默的讽刺。这大概同张文英注重民间故事的教育作用有关。
新时代里的故事讲述人力求贴近现实，加强故事的教育效果，同听众期望从故事中认识现实生活、获得有益启示这两方面的要求是一致的，从而增强了故事传承活动的自觉性。
故事活动中自觉性的增强，还表现在我国政府文化部门所组织领导的民间文学事业对讲述活动的影响上。自1950年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成立以来，对民间文学的搜集、整理、出版、推广与研究，就纳入了我国社会主义文化事业的轨道。它不仅吸引了一批文化人来从事这项工作，还有力地影响到广大民众的民间文艺活动。满族故事家傅英仁就是一个突出例子。他生长在一个故事之家。“年轻时对民间文学的爱好主要还是出于个人兴趣和自发的民族感情。他自觉不自觉地做了些记录，搜集了一些文字资料。解放后，他接受了革命思想，逐渐懂得了这对于继承民族文化遗产，对革命事业都是很有意义的工作，并且懂得了如何从中区别精华和糟粕。”[29]他在三十多年身处逆境的日子里，置身在普通民众之中，听故事、讲故事；又以民间文学工作者的身份四处采录故事，研究故事。这样的人在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的会员中已有一大批。其中有些人除口头讲述传统故事外，还能参与文学创作活动。这样的新型故事家产生在旧中国向新中国转变的特殊历史文化背景上，是中国所特有的民间文学现象。
新时代文化环境的变化和故事讲述活动自觉性的增强，给民间故事本身带来了许多微妙的变化，成为一个值得研究的新课题。但讲故事作为民众自我娱乐的自发活动这一基本事实并未完全改变，这正是故事活动得以持续的文化生态，也是一些被表彰命名的故事村寻求生存发展之路亟待研究解决的迫切课题。
【附录：故事家自述】
刘德培：将心比心谈“讲经”
我讲的经都是听了来的。不管哪个讲，看有趣的、作用的，就记在心里哒。我算是“取之于民，用之于民”。
刚才你问起杜老幺的经里头，他怎么光赢不输，我答不到。我还不是想过，孔明这么狠的人，也失街亭，杜老幺就硬没有输过？我考究，是杜老幺的输仗没有传下来吧。从老辈人相传下来，我们就只晓得杜老幺光打赢仗；跟杜老幺打官司的，没得比他还狠的人。
这个事就是这么的哒。
讲经哩，听的人多，讲的人就多。我欢喜听人家讲经，孬的[30]、不作款的[31]，我也听。听的时候，人家要我讲，我也就讲。讲的也是从四路八处听哒来的。一个人包到讲[32]也没得趣味。讲的人越多，经就越多，越讲越有趣味。讲上了劲，什么孬经都讲。
老话说的有，“舍得起三季种，必有一季收”。我不跟人家讲，哪逢得到人家讲的？经是越讲越多的哩，要讲才逢得到高手哩。
讲经跟下棋一样，不要怕逢高手，越逢高手越好。高手一是经文多，再就是经文都圆泛[33]，来龙去脉讲得有鼻孔有眼睛。逢高手才听到有趣的经。
我看哒又看的，经文人人会讲，各有高下不同，一样的经，有的人讲出来无滋寡味；有的人讲出来就有趣，就取笑。有的人讲出来就传得开，有的人讲的经就传不开。我讲的不作款的，换个人讲兴许又作得到款。可比跟挖药的一样，不认得的都是草，认得的这也值钱，那也是宝。讲经是有讲经的窍的。
我不晓得自己还活得到几年。自己算不到自己的命吵。不管还活好长个日期，我算讲哒大半辈子的经罗。
我的记性不讲好，也不算孬。《顺藤牵宝》[34]那么长的经，要吸几袋烟才讲得下地；我看哒柳合甫讲的，我才晓得他讲得还圆款些。柳合甫高见[35]。我虽说没会过面，服他。
《忘八不哭》[36]又有趣又好。不晓得柳合甫背过脚没得？我是背过脚的，背脚的遭孽经文[37]，一副对子就都装在里头哒。这个经，我早先背脚的时候听到讲过，听的时候就没有把它对圆款，不是我没有听圆款，是讲的人讲不圆款我也就讲不到那么圆款。今天我算搞圆款哒，能讲哒。以前我不敢讲它，这里缺那里差，结结巴巴，自己讲都怕失格。
失格就是现丑吵，讲经的时候，听的人觉得哪个经文无滋寡味，听得打哈欠，都想走，你讲的人脸上也无光。讲的人要察言观色的哩！随便哪个经文，人家讲时没有取到彩，或是自己讲的时候没有取到彩，我下来就在心里改一下，改哒再讲。改哒还是不行的，就弃了不讲哒。经文多得很，哪个讲得完？再高见的人也讲不完。
还有这么一点：自己记得到好多，才讲得到好多。高见不高见，有个记性好不好在里头。记性好，记得的多，又会讲，才算得上高见。记性好，讲不好，也不行，没得人再听你讲的。人家熬冤枉夜工只熬得到一回。
将心比心，我也一样，不喜欢听讲不好经的人讲经。无滋寡味嘿。
我现在是一年去一年。心里想得再高，脚没得劲哒，眼睛也不斗力[38]哒。我还在想多会他几个高手。像石柱山的张作夫[39]，他的经文也好。论起来，虽说他的经文不多，中间还有些是我也讲过的，但他的讲法里头有那么一点点窍不同。他棋高一着就是师傅嚜。同样一个经文，人家比我讲得好的，我再讲就依他的讲，传他讲的。这个老头比我年纪大一点，说起来我年轻时还在杨家河帮过工，杨家河隔石柱山又不算远，一个在山上，一个在山下隔条河，我倒是杨杈打兔子，从空里过哒，没有会到[40]。嗯，年轻的时候不像现在，那时候呢要满肚子，不做没得饭吃。现在有点闲工哒，自己又老得不作多用哒。要是我早些晓得，我非要去访他、会他。会到一个高手，比四路八处听几十个人讲经还相宜[41]些。那真的有蛮多趣味呐！
我一直把讲经当个玩艺儿[42]。没料想现在还受人敬重。没料想宜昌和省政府还把讲经当个事，还编这个书那个书[43]。农村里都把讲经当个玩艺儿。
受人敬重是用钱买不到的。五峰宣传部的胡同志，在长乐坪碰到我就打招呼，就装烟。文化馆的龚馆长在城里碰到我姑娘，也问我身体怎么样，饮食怎么样。我讲经，公社的碰到哒还喊声“刘老”，跟我泡茶，客气多哒。我看今年的变化最大。
找我讲经、拿笔记的人，去年以来也多起来哒。他们记没得你讲得快，也不是都记。有时候我讲哒几个经，他们才记一个。有时候呢，跟记的人讲一个黑哒[44]。讲哒几十个经，少说也有二三十个吧，落尾的时候他说：“好，今日讲的有这么两三个作得到用呢！”其实我还是拣好的[45]讲他听的吵，太孬的我不得跟他讲吵，怎么讲一黑哒只有两三个作得到用的呢？
有的记的人，又兴拦中把腰地问，我在讲，他拦中把腰地问这是什么意思，哪里哪句话没有听清白，我只好插插地讲[46]，趣味也不大哒。
记的人也要懂。不懂记不好，记不快。一个经文重三遍四，只为记的人记，讲的人就没得趣味。我们在农村里到处讲经，听的人只听，不会卯[47]跟你打岔。一讲一个黑哒，自己也不晓得讲哒好多。听的人也好哩，讲的人也好，都是讲一遍笑一遍，没得哪个数个数的……
［本文由刘德培老人在王作栋家中口述，经王作栋记录整理成文。原载《民间文学》，1986年第3期。］
【思考与作业】
1.民间故事的传承有哪些特点和规律？
2.调查一个村落或一个家庭的民间文艺生活现状，了解故事传承的情况。
3.调查研究一两个会讲民间故事的人，将他们的生活经历、文化教养及语言艺术才能和普通民众相比较，说明他们的成长过程。
【注释】
[1]［英］罗德福：《非洲人的故事和民歌》，《民间文学参考资料》第四辑，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编印（内部资料），1962年，第112页。
[2]［美］杰罗尔德·拉姆齐：《美国俄勒冈州印第安神话传说·前言》，中国民间文艺出版社，1983年，第10页。
[3]［日］野村纯一：《日本民间故事讲述家的研究》，《民间文学论集》第三集，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辽宁分会编印（内部资料），1985年，第389页。
[4]郭沫若：《我的童年》，《郭沫若选集》，四川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31页。
[5]谢璞：《这里有芬芳的“奶汁”》，《楚风》，1982年第1期。
[6]陈汝衡：《说书史话》，作家出版社，1985年，第10、30页。
[7]鲁迅：《中国小说的历史的变迁》，《鲁迅全集》第八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57年，第315页。
[8]朱狄：《艺术的起源》，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2年，第268页。
[9]［意］伊泰洛·卡尔维诺：《意大利童话·前言》，上海文艺出版社，1985年，第14页。
[10]［埃及］艾哈迈德·爱敏：《阿拉伯—伊斯兰文化史》第一册，商务印书馆，1982年，第169、174页。
[11]乌丙安：《论民间故事传承人》，钟敬文主编：《民间文艺学探索》，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87年，第231～234页。
[12]［日］野村纯一：《日本民间故事讲述家的研究》，《民间文学论集》第三集，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辽宁分会编印（内部资料），1985年，第381页。
[13]［苏联］开也夫：《俄罗斯人民口头创作》，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研究部印（内部资料），1964年，第169页。
[14]孙剑冰：《略述六个村的搜集工作》，《天牛郎配夫妻》，上海文艺出版社，1983年，第219～220页。
[15]裴永镇：《金德顺和她所讲的故事》，《金德顺故事集》，上海文艺出版社，1983年，第2页。
[16]刘守华：《发掘民间文学宝藏的一个新开端》，《采风》，1984年第18期。
[17]江帆：《民间口头叙事论》，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94～97页。
[18]［日］野村纯一：《日本民间故事讲述家的研究》，《民间文学论集》第三集，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辽宁分会编印（内部资料），1985年，第398页。
[19]［日］野村纯一：《日本民间故事讲述家的研究》，《民间文学论集》第三集，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辽宁分会编印（内部资料），1985年，第399页。
[20]裴永镇：《金德顺和她所讲的故事》，《金德顺故事集》，上海文艺出版社，1983年，第4页。
[21]张其卓：《这里是“泉眼”》，《满族三老人故事集》，春风文艺出版社，1984年，第586页。
[22]《湖北省民间文学论文选》，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湖北分会编印（内部资料），1983年，第202页。
[23]［美］斯蒂·汤普森：《世界民间故事分类学》，上海文艺出版社，1991年，第524～525页。
[24]孟慧英：《满族民间故事传承人故事承继路线探微》，《民间文学论集》第三集，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辽宁分会编印（内部资料），1985年，第130页。
[25]张振犁：《从曹衍玉讲的故事谈起》，《民间文学》，1986年第9期。
[26]［奥地利］弗洛伊德：《弗洛伊德论创造力与无意识》，中国展望出版社，1986年，第44页。
[27]琴音：《她奉献的是珍宝》，《民间文学论集》第三集，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辽宁分会编印（内部资料），1985年，第332～346页。
[28]志华：《纪文道和他讲述的故事》，《民间文学》，1986年第10期。
[29]栾文海：《野火春风——记满族故事讲述家傅仁英》，《黑龙江民间文学》，1985年第14期。
[30]孬的：指笑料庸俗的。
[31]不作款的：方言，意为随口胡诌的。
[32]一个人包到讲：指在一次讲述故事笑话的活动中，自始至终只有一个人讲。
[33]圆泛：方言，指有头有尾，清楚完整。
[34]《顺藤牵宝》，载《杜老幺》（长江文艺出版社，1982年），讲述者柳合甫老人。柳老，五峰县湾潭公社农民，1979年病故，生前系有影响的善讲者，在湾潭一带被称为“讲经第一”。
[35]高见：方言，意同高明。
[36]《忘八不哭》，讲述人柳合甫，载《杜老幺》（编者将篇名改为《写挽联》）。
[37]经文：这里指经历、生涯。它在本文中其他地方出现时，均为故事笑话的俗称。
[38]不斗力：方言，意为没起到什么作用。
[39]张作夫（1889—1979），又名张隆超，五峰县石柱山公社农民。在世时善讲短小的故事笑话。
[40]刘德培在杨家河帮工时，张作夫正当壮年，长年在湘鄂西边界以赶骡子谋生，刘德培即使有闲工去访，也很难相会。
[41]相宜：本意为合适，这里引申为意气相投。
[42]玩艺儿：指玩玩笑笑的小把戏。
[43]此指宜昌地区文化局1980年编印的《三峡传说》。
[44]讲一个黑哒：指讲一个晚上。
[45]拣好的：选择内容好的。这里指的是按他近两年来的经验，估计能被书刊采用的。
[46]插插地讲：夹杂在接二连三地问和答中，时断时续地讲述。
[47]卯：方言，意为老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