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相互交流影响
民间故事有极强的流动能力，它能突破山河阻隔、语言隔阂及国家疆界等的限制，在广大范围传播。不同地区、不同国家民族中间流行的故事存在类同性。由民族的迁徙、分化所造成的只是一种情况，更普遍的情况是这些故事是随经济、文化等的交流而交互流传的结果。研究故事的流传，是国内外民间文艺学家十分感兴趣的一个课题，已有许多成果问世。在欧洲，就有“流传学派”。刘魁立在《欧洲民间文学研究中的流传学派》一文中，对其成果与方法作了很好的评述。
流传学派的奠基人为德国学者特奥多尔·本菲（1809—1881），他于1859年将印度一部古代寓言童话故事集《五卷书》译成德文出版时，写了一篇长达500页的序文。文中将《五卷书》中的故事和世界各民族的大量类似故事进行对比之后，提出了一种新的学说——流传说。他认为欧洲的口头和书面的故事并非欧洲原来所固有，而是起源于印度。这些故事在发源地形成后，就通过各种途径向其他民族、其他地区流动。公元10世纪之前，故事的流动并不活跃，大都是通过口头方式（借助商人、旅行家等）。自公元10世纪开始，从东方传来大量故事体的文学作品，书面形式的流传逐步取代了口头形式。印度的各种故事集传到波斯和阿拉伯，广为流布，继而通过回教徒又传到拜占庭、意大利、西班牙，便在整个欧洲流传开来。还有另一条途径，从印度经过蒙古传到欧洲。蒙古长期占领欧洲东部，随着佛教的传播，印度故事集也渐渐地流传到欧洲各个民族。
战争、民族迁徙和经济文化交流，促成故事在不同民族中间因袭流传。两个民族间存在相同故事，可从它们在历史上的密切交往中求得解释。马其顿国王亚历山大大帝于公元前4世纪侵略东方，直达印度，印度文化便借此横越西亚，通过希腊而传入欧洲。公元10世纪左右，阿拉伯帝国的势力日趋强盛，领土横跨欧亚非三洲，包括民间故事在内的东西方文化的交流更加频繁。
流传学派的成果和方法，有不少值得我们肯定的地方。但他们把印度起源说和情节流传绝对化；把民间文学当作一种自生现象来认识，忽视了民众在创造和传承民间口头文学中的作用，有其明显的不足之处。
中国和邻近各国乃至一些相距遥远的国家之间，也存在故事交流现象。20世纪八九十年代刘守华吸取一些前辈学者的成果，对中国和日本之间、中国和印度之间、中国和阿拉伯地区之间的民间故事的类同性及其交流途径，作了一些初步的探索，结集成为《比较故事学》一书[4]由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
中国与日本的民间故事相类似的地方很多，日本著名民间文艺学家关敬吾认为，“中国的民间故事有一半以上与日本的民间故事相同或者类似”，他举了日本的《鲤鱼妻》与中国的《田螺姑娘》，日本的《烧炭长者》与中国的《各人各福》，日本的《亲切的姑娘与不亲切的姑娘》与中国的《疤妹和靓妹》，日本的《鬼女婿》与中国的《海龙王的三公主》等作为例子[5]。刘守华在《略谈中日民间故事的交流》中，以中国20世纪80年代翻译出版的一本《日本民间故事》（由日本著名儿童文学家坪田让治改写，原书收故事150篇，选译31篇）为例，31篇故事中与中国故事类同的就占一半。中日之间故事的类同，大多是中国故事传入日本所致。
中日故事交流路线，据国内外学者研究结果，一是由北方经过朝鲜传入日本。日本学者饭仓照平以老虎外婆型故事为例，认为它的原型在中国，传入朝鲜变成《日和月的起源》，再传到日本变成《天赐金锁链》。
二是随着日本遣唐人员多次出入长江中下游地区，由大陆南方直接传入日本。唐代来中国留学的日本僧人玄昉及去日本传扬佛法的中国高僧鉴真等，曾将大批汉译佛经和汉文典籍带到日本，其中就包含着许多印度、中国的故事。
还有人提出一条新的故事流传路线。苗族南迁，不仅到达四川、云南、贵州，而且最远到达越南、老挝等东南亚国家的山区。这样，苗族故事就可能经海上航路，随着东南亚与日本的交往而东传至日本。日本故事同苗族故事有许多类同之处，可能是通过多种渠道交流的结果[6]。
印度的民间故事丰富优美，对世界上许多国家的故事文学产生过深远影响。流传学派对此所作的研究是予我们有启发的。就中国情况而论，有相当数量的寓言、童话故事伴随佛教来自印度。仅以《五卷书》这部印度古代故事集为例，据初步比较对照的结果，其中约占全书三分之一的二十多篇故事，在中国可以找到模样相似的姐妹篇。它们大多源于印度，也有少量故事可能源于中国，如《金翅鸟》就似乎源自中国古代的《鲁般作木鸢》。
印度民间故事被佛教徒大量吸收到佛经之中，著名的《佛本生经》，就是一部包括547篇故事的古代故事集。随着佛教传入，佛经被译成汉、藏、蒙文，这些故事便在我国许多民族中间流传开来。这里试举一例说明。在我国民间，流传着一个乌龟驮猴子下水，要吃猴心，猴子急中生智，谎称猴心留住家中，返回陆地，因而摆脱了危难的故事。它流传在从西北到东南的汉族地区，以及蒙古族、藏族地区，已发现十来篇异文。《中国民间故事类型索引》把它定名为《猴子的心忘在家里》，归入AT91型，它也是一个广泛流传于印度的故事，在很古老的年代，即已进入《佛本生故事》之中，称为《鳄鱼本生》。此又见于《五卷书》，构成《海怪和猴子》。两国的故事大同小异，同出一源，十分明显。从文化交流史来考察，应源于印度。载有此故事的《生经》中之《佛说鳖猕猴经》，西晋时即由竺法护于公元280年前后译成汉文。到公元604年，又由隋代来华僧人阇那崛多译出《佛本行集经》中的《虬与猕猴》。从新疆曾发现吐火罗文的佛本生故事残卷来看，载入佛本生故事的这个取猴心故事，可能一千多年前已经在新疆一带流传。随着佛教文化深入民间，这个故事便在民间传播开来，演化成各种异文了。据我们初步观察所得，借助汉译佛经传入中国，在一千多年的漫长岁月间融合在中国各族口头文学中的故事类型约有几十个。刘守华承担的一项中华社科基金研究课题就是“佛经传译与中国民间故事的演变”。
中国和阿拉伯地区之间，也有许多民间故事交互流动。在将《一千零一夜》和中国各族故事作了一番初步比较后，我们就发现了不少具有类同性的篇目，有的源于阿拉伯，如中央民族学院从拉萨藏族学员口头记录的《阿力巴巴的故事》，明显脱胎于阿拉伯的《阿里巴巴和四十大盗》。拉萨有回藏杂居的情况，这个故事看来是通过深受阿拉伯文化影响的回族居民，传播到藏族人民口头上的。有的故事则源于中国，如《巴索拉银匠哈桑的故事》，似乎由中国古老的羽衣仙女故事（《牛郎织女》即为其中一例）演化而出。
中国和阿拉伯故事互相交流的途径，一是由于公元13世纪成吉思汗西征时，大批波斯人、阿拉伯人迁居中国，以及伊斯兰教传入我国西北地区，带来了包括民间故事在内的阿拉伯文化；二是通过海上丝绸之路和陆上丝绸之路进行的贸易往来，促成了口头文学的交流。杨宪益在《译余偶拾》中提到一个例子，他推断唐代传奇中的一篇奇特故事——《板桥三娘子》，原出自非洲盛行巫术的索科特刺岛，它就是由大食（阿拉伯帝国）商人航海来中国经商，经过山东近海码头板桥镇，“为行路人述说故事”，从而流传下来，构成中国的同类型故事的[7]。
探索民间故事在广阔时空范围内流动的奥秘，需作深入细致的考察，然而它又是富有兴味的一项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