玛拉沁夫的长篇小说《茫茫的草原》
蒙古族作家玛拉沁夫，1930年生于辽宁省吐默特旗一个贫苦家庭里，从小就受蒙古族的民间文学的熏陶。1945年参加八路军，次年转入内蒙古文工团，开始从事文学创作。1951年发表短篇小说《科尔沁草原的人们》，受到全国读者的好评。1955年出版短篇小说集《春的喜歌》，收入1951年至1954年写作的《科尔沁草原的人们》等五个短篇。1962年出版短篇小说集《花的草原》，收入小说二十二篇，打倒“四人帮”后，略作增删于1978年再版。茅盾在为这本小说集写的序言《读〈花的草原〉》中，对作品的特点作了全面而深刻的概括：
一、行文流利，诗意盎然，笔端常带感情而又十分自在，无装腔作势之病。
二、民族情调和地方色彩是浓郁而鲜艳的，不但写牧民生活的作品如此，写矿山工人生活的亦复如此。
三、不以复杂曲折的故事强加于人物，换言之，即是不借助于复杂尖锐的矛盾、冲突来刻画人物的性格，而只是拈出一二最有典型意味的情节，又辅之以抒情的叙写，来表现人物的性格。
四、自然环境的描写同故事的发展有适当的配合，结构一般都谨严。[18]
茅盾认为这些特点始终一贯，已经成为玛拉沁夫小说创作的风格——自在而清丽。“但是，自在而清丽者不一定隽永。玛拉沁夫所缺少的，似乎正是这一点。”[19]
玛拉沁夫的短篇小说多取材于内蒙古草原人民建设新生活的斗争，以其新颖的艺术构思、鲜明的民族特色和诗意浓郁的抒情笔调，构成自在而清丽的艺术风格。虽然深厚隽永不足，对现实生活中复杂尖锐的矛盾冲突未能作深入开掘，因而尚缺少一种扣人心弦的力量，但是在少数民族作家中，他的作品的思想与艺术成就仍是相当突出的。
玛拉沁夫还写了许多富于诗意和哲理的散文，集成《远方集》出版，创作了几部电影文学剧本，如《草原上的人们》（与张海默、达木林合作）、《草原晨曲》（与珠岚琪琪珂合作）、《沙漠的春天》、《祖国啊，母亲！》等。《祖国啊，母亲！》在1981年举行的第一次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评奖中获电影文学一等奖。
1957年出版的长篇小说《茫茫的草原》（上部），是新中国成立后我国第一部反映蒙古族人民斗争生活的长篇小说，也是玛拉沁夫的代表作。它出版后即受到文艺界的重视，并获得内蒙古自治区成立十周年文艺评奖中的文学一等奖。为进一步提高作品的质量，作者吸取读者的批评意见，于1962年作重大修改后再版，无论在思想性与艺术性方面均有显著提高。
玛拉沁夫从1956年起，在内蒙古文联和作协内蒙古分会担任领导工作多年，后来又调任中国作协书记处书记，主持《民族文学》的工作，并致力于写作《茫茫的草原》第二、三部，以最后完成这部反映蒙古族人民斗争生活的绚丽多姿的历史画卷。
《茫茫的草原》所表现的是一个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主题。
抗日战争胜利后，“在中国人民面前摆着两条路，光明的路和黑暗的路。有两种中国之命运，光明的中国之命运和黑暗的中国之命运”[20]。当时全国人民都面临着两种命运、两个前途的抉择，辽阔的内蒙古草原更处于激烈动荡之中，是跟共产党走，还是受国民党反动派的控制引狼入室，或者脱离祖国而“独立”，走一条实际上并不存在的“中间道路”？这个问题在草原各阶层人们的心头激起巨大波澜。牧主瓦其尔听到各种消息后，“一夜没睡着：这成了什么世界呀！一天一个动静，一夜一个风声，老天爷啊，快点发发慈悲，把这混沌的世界，用你圣洁的‘仙水’洗净吧”！但这种“仙水”在世界上是找不到的，他一家就分成几派，深深卷入这场斗争之中。那个曾经当过日伪警察大队长的贡郭尔，很快就找到了自己的新主子，同国民党特务刘峰秘密勾结，打着“复兴蒙古”的旗号，建立明安旗保安团，以配合国民党的内战，蹂躏草原人民。瓦其尔的大儿子旺丹参加了这支队伍。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内蒙古自治运动联合会”，也在这时派出以苏荣为首的工作队深入草原，发动蒙民，组织人民武装——明安旗骑兵中队，一步一步把察哈尔草原引向真正的解放。瓦其尔的小儿子沙克蒂尔成了骑兵中队的一员。瓦其尔的如意算盘是，谁在草原上得势，就倒向谁。作者借这两支队伍，展开了对激荡草原的两条道路斗争的生动描写。
以苏荣为政委，官布为队长的明安旗骑兵中队，在曲折复杂的斗争中成长壮大。流行于草原的为蒙古民族当兵打仗的“民族热”，使骑兵中队的战士们常常为敌人的欺骗宣传所蒙蔽。当土匪方达仁假冒八路军骚扰草原，贡郭尔进行“反击”，演出一场双簧时，不明真相的牧民纷纷参加保安团。骑兵中队也有一些人倒了过去，思想陷于混乱。骑兵中队识破敌人的险恶阴谋，在内蒙古自卫军骑兵第十二师的支援下，消灭敌人，成立察哈尔盟人民政府，打开了新的局面。然而斗争以新的形式继续展开，贡郭尔按照刘峰的指示带领保安团参加十二师，妄图以更狡猾的手段从内部破坏革命。接着全国内战爆发，骑兵十二师作战略转移，国民党反动武装洗劫草原，给人民带来深重灾难。但牧民们在血与火的考验中变得更勇敢坚强，连莱波尔玛和斯琴这两位善良柔弱的女性也积极主动地参加到打击敌人的战斗中来。这一部小说的结尾中写道：“这时，黎明的光，征服着夜的黑暗，草原的壮阔、无边的身影，渐渐显现出来。”它象征着前面还有艰苦的战斗，但黎明的曙光已经降临了。在这部作品中，我们看到了在动荡的察哈尔草原上，蒙古族人民在寻求自由解放的征程中所经过的曲折而复杂的斗争道路，看到了蒙古族人民的革命斗争的发展与胜利。
作品启示人们，只有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将蒙古族人民的革命斗争汇入祖国各族人民为解放全中国而战的革命洪流之中，蒙古族才能获得真正的复兴，草原牧民才能实现自己梦寐以求的美好生活理想。民族团结和爱国主义思想，像一根红线贯穿在《茫茫的草原》和其他作品中。“祖国是我们各民族人民的母亲，我们蒙古族人民是祖国最忠诚的儿女！我一想到这一点，就激动得彻夜难眠！”[21]“祖国啊，母亲！”这种赤诚的感情，洋溢在字里行间，构成玛拉沁夫文学创作的一个鲜明特点。这也是它们能引起我国各族人民强烈共鸣的一个重要因素。
小说写了二十多个人物，有相当一部分人物形象刻画得比较生动，其中以主人公铁木尔的形象最为鲜明。铁木尔是一个青年牧民，小说以抗战胜利后，他回故乡特古日克村为情节开端，以他为保卫家乡父老而遭敌人逮捕来结束第一部的故事。他是草原年青一代的代表，是这部草原传奇的中心人物。
铁木尔勇敢、倔强、粗犷，热爱自己的家乡和民族，不惜为它的自由解放献出一切。茫茫草原，最有力地牵动他的心弦的就是家乡父老和蒙古民族的命运。“他觉得自己的民族遭受的苦难太深重了！因此，他是抱定为自己民族摆脱苦难而大干特干的决心，回到家乡来的。”在这副赤热心肠的驱使下，他参加了官布领导的骑兵中队，成了最勇猛、坚强的成员。在同敌人搏斗时，想到佛爷不杀生的教导，他手软过，但回忆起他们蹂躏草原的暴行，便全身血液沸腾，立刻给予敌人致命一击，“只有用他们的鲜血，刷洗整个察哈尔，才能解我们的恨，才算讨回我们的血债”。后来，他同斯琴结合了。然而他没有为热烈的爱恋而沉醉，他说：“我怎么能够只因为跟你团圆，就把受苦受难的牧民弟兄们忘掉，把对敌人的血海深仇忘掉呢？”于是又奋不顾身地投入激烈的战斗中，并把柔弱的斯琴也引向了血与火的斗争。
铁木尔又似一块未经锤炼的生铁。他热爱家乡的赤诚同狭隘的民族主义情绪混合在一起。他在呼和浩特本来接触过一支八路军，仅仅由于那支军队里“没有蒙古人”，便离开了那支他认为是“世界上最好的军队”，参加了由蒙古人组成的骑兵中队。只要别人议论蒙古民族的“独立”、“复兴”，他便感情冲动，眼眶湿润，不能识别以“民族独立”外衣掩饰凶残面目的反动派。他缺乏革命战士的组织纪律性，勇猛而近乎蛮干。当部队作战略转移时，他不理解，竟拉着沙克蒂尔离开部队，偷偷跑回家乡，要同强大的敌人硬拼。他指挥同伙战斗的办法是，“谁愿意怎么干，就怎么干吧”，“干脆像猎人打猎那样，每个人走每个人的路，每个人找每个人的‘野物’”，“杀一个算一个，只要是我的子弹穿的是国民党的胸膛，沾的是蒙古民族敌人的鲜血，我就对得起自己的良心”。结果寡不敌众，失败被俘，这时他才开始醒悟过来，“铁木尔，你错了！你为什么离开了集体，离开了部队？”在铁木尔身上，既闪耀着蒙古族人民传统美好品德的光彩，又具有由时代与阶级的局限性而产生的弱点。作者是有意识地把他作为成长中的英雄人物来描写的。他怀着一股“民族热”拿起战斗的武器，历经曲折，锤炼成为革命队伍中的一名坚强战士，这不但使铁木尔的形象具有鲜明的个性色彩，而且概括了深厚的历史生活内容，有力地体现了作品的主题。在第一部里，他思想性格的发展变化还不显著，他还需要经受更加严酷的考验。铁木尔这个形象的创造，受到了广大读者的称道。
在铁木尔周围，还有几个刻画得真实生动的人物形象。明安旗的“安奔”达木汀和这个旗的“扎冷”贡郭尔，同是旧时代一旗的长官，然而达木汀醉心于“民族独立”，老于世故而言行拘谨，后来成为我方争取的上层人士；贡郭尔却野心勃勃，阴险狡诈，勾结国民党特务和土匪武装，死心塌地同人民为敌。革命队伍中的两位老战士，军人出身的骑兵师长洛卜桑粗犷豪爽；骑兵中队女政委苏荣，集蒙古族妇女的勤劳朴实、战士的英武和知识分子的热情与幻想于一身，其性格表现出特殊的魅力。苦难遭遇相似的两位蒙古族女性，斯琴温顺软弱，寡妇莱波尔玛则倔强而爽朗。瓦其尔的两个儿子，老大旺丹懒散而横蛮，老二沙克蒂尔朴实又厚道，两人走上了彼此对立的生活道路。这些众多人物的思想性格和他们互相间的纠葛冲突，构成了一幅具有民族生活气息与时代色彩的历史画卷。
茅盾所指出的构成玛拉沁夫短篇小说创作风格的一些特点，在这部长篇小说中同样得到了体现。其中，鲜明的民族特色和强烈的抒情性尤为突出。
《茫茫的草原》真实生动地展现出察哈尔草原人们的苦难生活以及他们的反抗斗争。这一民族地区的斗争生活，有着不同于其他民族、其他地区斗争生活的鲜明特点，它构成了作品民族特色的主要内容。在这基础上，作者又从多方面增强了民族色彩。
作者善于勾勒草原的风俗画和风景画。“马和歌声是蒙古人的两只翅膀”，小说第一卷第六章写工作队进村，由贡郭尔献马，并请了一些蒙古族的“祝词家”演唱献马的祝词；第二卷第七章写察哈尔盟人民政府成立时举行那达木大会的盛况，在马头琴乐队伴奏下响起震撼草原的群众歌唱，举行激动人心的赛马，等等。这些都展现出生动活泼的草原生活气息。不仅如此，作者还十分注意由表及里地刻画民族生活与文化传统在人物语言和精神风貌上所留下的鲜明烙印。人物对话中广泛使用谚器，如“老鹰飞得再高，影子还在地上”；“一个窝的燕子，有的往东飞，有的往西飞”；“黄羊碰见猎人，还想三想往哪个方向跑”；“听见狗咬攥紧马棒，听见狼嗥提起钢枪”，等等。它们深刻的哲理性和富于草原生活特征的形象性，都是蒙古族人民语言所特有的。又如政委苏荣讲话以后，人们都用沉默来表示赞赏，因为“草原牧民有一种特殊的性格，他们被一种东西真正感动或者激动了的时候，并不是立刻用狂热的欢呼，而是用深沉的沉默，全身血液沸腾的沉默，两眼闪着希望的光芒的沉默表达出来”。这些地方都是小说民族特色精细的表现。
玛拉沁夫常用写作抒情散文的笔调来写短篇小说，自成一格。长篇小说《茫茫的草原》，在广阔的社会背景上，展现复杂激烈的矛盾冲突，描绘具有深厚历史内容的人物性格，显然风格有所发展，深厚隽永不足这一点已有改变。但“行文流利，诗意盎然，笔端常带感情而又十分自在，无装腔作势之病”这一特点，仍然保持着。作者描绘迷人的草原风光，不只是为了勾画人物行动的自然环境特征，常常是借景抒情，借渲染草原风光以抒发作者或主人公的内心感受，使情景融会，造成强烈感染读者的诗意。如结尾一段：
呵！壮阔、无边的草原！你那千万条凸凹不平的山、岭、沟、坡，是伟大的力的源流呵！即使在严寒的冰雪天，它们也穿过冻裂的地层，向这里的人民吐放滚滚的热流！是它，滋养着这里的人民；是它，陶冶着这里的人民。自古至今，我们的人民——草原的儿女，曾经蒙受过多少灾难，然而他们依然生存下来了。严寒，只不过是在他们那粗糙的手背上，留下几条冻伤的痕迹，但是没有能够把他们的生命窒息；荒火，只不过是烧毁这里的几根枯草，但是第二年青草长得更茂盛，花卉开得更鲜艳！
这里，既幻画出辽阔草原上所特有的自然景物的特征，又以象征笔法颂扬了蒙古族人民坚毅不屈的性格。它写在铁木尔复仇被俘，一向性情柔弱的斯琴放火烧了敌人占据的蒙古包的壮烈场面之后，读来更觉感情真切，意味深长。
【注释】
[1]中国作家协会：《中国作家协会第二次理事会会议（扩大）报告、发言集》，人民文学出版社，1956年，第423页。
[2]徐琳、木玉璋：《关于〈逃婚调〉》，《民间文学》，1955年12月号。
[3]《文艺报》编辑部：《突飞猛进中的兄弟民族文学》，《文学十年》，作家出版社，1960年，第270页。
[4]臧克家：《鲜果色初露》，《学诗断想》，北京出版社，1962年，第92页。
[5]撒尼是彝族一个支系，聚居于云南省路南县圭山一带。
[6]《阿诗玛》最初发表于1954年2月的《云南日报》，由云南省人民文工团工作组搜集，黄铁、杨智勇、刘绮、公刘整理。1954年至1956年由云南人民出版社、中国青年出版社、人民文学出版社和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先后出版。1960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了由中国作家协会昆明分会修订（李广田执笔）的新版本。1980年，中国青年出版社又出版了黄铁等的第二次整理本。现在据1980年版评述。
[7]杨智勇：《〈阿诗玛〉整理经过》，《阿诗玛》，人民文学出版社，1955年，第100～101页。
[8]黄铁：《〈阿诗玛〉第二次整理本·序言》，中国青年出版社，1980年。
[9]参见《民间叙事诗·前言》，色道尔基等编注：《蒙古族历代文学作品选》，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80年。
[10]陈清漳：《关于〈嘎达梅林〉及其整理》，《嘎达梅林》，上海文艺出版社，1979年，第170页。
[11]中国作家协会：《中国作家协会第二次理事会会议（扩大）报告、发言集》，人民文学出版社，1956年，第24页。
[12]《壮族民间故事资料》第1集，广西壮族自治区科学工作委员会、壮族文学史编辑室1959年编印，第111～120页。
[13]《诗篇〈阿诗玛〉》，《文艺报》，1956年第1期。
[14]高尔基：《苏联的文学》，《高尔基论文学》，新文艺出版社，1957年，第12页。
[15]韦其麟：《写〈百鸟衣〉的一些感受和体会》，《长江文艺》，1955年第12期。
[16]玛拉沁夫：《纳·赛音朝克图诗选·序》，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
[17]色道尔基等编注：《蒙古族历代文学作品选》，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80年，第36页。
[18]茅盾：《读〈花的草原〉》，《花的草原》，人民文学出版社，1978年。
[19]茅盾：《读〈花的草原〉》，《花的草原》，人民文学出版社，1978年。
[20]毛泽东：《两个中国之命运》，《毛泽东选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2版，第1025页。
[21]玛拉沁夫：《谈创作的准备》，《草原》，1979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