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历代笑话和民间口头笑话
中国笑话艺术十分发达，和寓言艺术一样，其渊源可以追溯到春秋战国时期的诸子著作。有关学者在进行深入研究考证之后指出：“如果说，笑话这种文艺形式的作品，在东汉末年的《笑林》才见于著录，那么，在战国以来诸子中有关宋人的讽刺小品，就是这种文艺形式的滥觞了。”当时在文学上，流行一种把天下的愚人都说成是宋人的夸张手法，如《揠苗助长》《守株待兔》等，“无一不是宋人干的傻事。讽刺小品——笑话，就是这样应运而生的”[3]。这是依据文人著录所作的论断。而这些著录的素材来源则在当时的民间口头文学之中。
中国历代笑话专集的出现，始于三国时期魏邯郸淳所撰《笑林》，它被人称为“天下之笑林，调谑之巨观”，现存二十余则。此后各种笑话书盛传于世，王利器于1956年辑成《中国历代笑话集》一书，从七十余种历代笑话书中选录笑话近三千篇。1985年又编成《历代笑话集续编》，从几种明清笑话集中辑录笑话三百多篇。它们是中国历代汉族笑话的总集。其中大部分源于民间口头创作。它们“首先是以口头创作的形式在人民大众中传开了和传下来，继而才有人民的艺术家或士大夫阶级的文人，在不同的时代或不同的地方进行创作，把它从口头创作搬到书面上来”[4]。此外，现已亡佚及该书未收笑话集还有三十余种。历代笑话书之多和流行之广，远远超过寓言。
中国古代寓言以先秦寓言最富有光彩，笑话领域则以明清笑话最为兴盛和成熟。在百余种笑话集中，明清以来的就有七十余种。仅明代冯梦龙一人，就撰辑了三种笑话书，收录笑话三百多篇。在流行的明清笑话集中，虽是精粗混杂，其基本内容却揭示了封建社会衰落过程中种种腐朽丑恶的社会现实。嘲讽地方官吏的贪赃枉法，财主的吝啬愚昧，塾师误人子弟和庸医误人性命以及封建迷信的荒唐可笑，成为这些笑话最常见的主题。《新官赴任问例》《奶奶属牛》《五大天地》《有天没日》《烂盘盒》《一钱莫救》《死后不赊》《莫砍虎皮》《借牛》《剪箭杆》等，就是具有代表性的一些篇目。
由于历代笑话以明清笑话为主体，因而它同现在民间口头流传的笑话关系更为密切。先秦寓言虽有不少来自民间，但由于年代久远，同现在的民间寓言之间已找不到多少联系。明清笑话则具有现今民间笑话的明显特征，艺术风格十分接近。如冯梦龙辑《广笑府》中的《一钱莫救》：
一人，性极鄙吝，道遇溪水新涨，吝出渡钱，乃拼命涉水。至中流，水急冲倒，漂流半里许。其子在岸旁，觅舟救之。舟子索钱，一钱方往，子只出五分，断价良久不定。其父垂死之际，回头顾其子大呼曰：“我儿我儿，五分便救，一钱莫救！”
借这个从日常生活中提炼得来而予以极度夸张的小故事，把一个要钱不要命的吝啬鬼的形象刻画得入木三分，给了鄙吝者以辛辣的嘲讽。
出自清代程世爵辑录《笑林广记》中的《懒妇》是人所熟知的：
一妇人极懒，日用饮食皆丈夫操作，她只知衣来伸手、饭来张口而已。一日，夫将远行，五日方回，恐其懒做挨饿，乃烙一大饼，套在妇人项上，为五日之需，乃放心出门而去。及夫归，已饿死三日矣。夫大骇，进房一看，项上饼只将面前之处吃了一缺，饼依然未动也。
它通过大胆夸张和虚构的形象来嘲讽懒惰的恶习，使人在笑声中受到有力的感染。
这些笑话的生活情调、艺术表现手法和语言，都具有民间文学刚健清新的特色，可以看出它们来自民间。明清时代，许多具有民主意识和进步文学观念的文人，热心搜求并高度评价各种样式的民间口头文学。它们来自民间口头，经过适当加工，又以书面形式流行于民间，成为众口传诵的传统笑话。至今各地采录的民间笑话，有许多篇与之相同或大同小异。研究中国民间笑话，是不能撇开这些在群众中具有广泛影响的书面笑话集的。
笑话从来是口头文学中最逗人喜爱的品种。现在从民间口头采集的笑话，多散见于各种民间文学报刊和资料集中。选编成书的有董森、丁汀的《中国民间笑话选》，杨亮才、关艳如的《民间笑话集》和申俊的《民间笑话三百则》等。其中以杨亮才、关艳如两人辑录的《民间笑话集》一书最具代表性。该书后作为《笑薮》的第二卷，于1999年由北京大众文艺出版社出版，篇幅由原来的206篇增加到438篇，并尽力保持其口头文学特色，是深受读者欢迎的一部民间笑话选集。
民间口头笑话中，最值得我们注意的是一些取材于人们日常言行、嘲讽世俗恶习的作品。如《墙头草》：
后山村有个随风倒的人。人家说长，他就说长；人家说短，他就跟着说短。于是，大家给他取了个外号，叫“墙头草”。
一天傍晚，墙头草正坐在隔壁胡三叔那里谈天，突然三叔的儿子喊起来：“蛇，蛇！”
墙头草一听，连忙说：“是蛇，是蛇，我听得‘索索’地在爬呢。”
三叔的儿子转眼一看，蛇没有动，又说：“原来这蛇是死的呢。”
墙头草忙接口说：“怪不得我闻到一股死蛇味儿。”
话刚说完，三叔拿来一盏灯一看，原来是根草绳子。这时墙头草又一本正经地说：“我早就说了，十冬腊月哪里会有蛇呀！”
又如《巧嘴媳妇》：
从前，有个巧嘴媳妇煮好了米饭，先盛给公爹一碗。
公爹吃了一口就称赞道：“今天这饭很香，我可要吃三大碗。”巧嘴媳妇听了公爹的夸奖，立刻就说：“嘻，这顿饭是我做的。”公爹吃第二口，饭刚送到嘴里，就听见咔嚓一声，公爹立刻叫道：“哎哟，这么多砂子！”巧嘴媳妇忙说：“那是小姑淘的米。”公爹把筷子在饭里搅了两下，闻了闻，看了她一眼，问道：“怎么这饭还有点煳味？”巧嘴媳妇这次回答得更干脆：“那是我妈烧的火！”
这两篇笑话分别嘲讽了社会上那种随风转舵，遇事毫无主见和巧舌如簧，善于文过饰非的人。这些故事都是从民众日常生活中提炼出来加以夸张渲染构成的，人们听起来感到十分亲切生动；主要通过人物对话，寥寥数语，即栩栩如生地勾勒出被嘲讽者的性格特征，洋溢着诙谐幽默的情趣；既能激起人们的哄笑，又包含着对这些常见恶习的深刻有力的批判。它们和传统笑话相比，表现出新的风格和魅力。
在揭露、嘲讽敌对势力方面，近现代民间口头笑话有一个新的发展趋势，就是所谓“斗争笑话”的涌现。段宝林对此做过很有意义的探讨，他在《民间笑话美学意义的新探索》一文中写道：
在民间笑话中还有一类笑话，在结构上同暴露笑话大不相同：不只有一个被嘲笑的反面人物，而且还有一个对立面，即同反面人物进行斗争的正面人物，这也就是我们上面所说到的阿凡提式的喜剧人物。这类笑话在结构上还有一个显著的特点：同反面人物进行斗争的正面喜剧人物总要占压倒的优势，成为笑话的主要人物，在笑话中起决定作用。这类笑话我们可以称之为斗争笑话。
人们常举阿凡提故事中的一些作品作为例子。如《两头驴的东西》中讲，国王和大臣出外打猎，身上发热，便把衣衫脱下来搭在阿凡提肩上，还戏弄他：“你真不简单，能驮一头驴的东西。”阿凡提立刻巧妙地还击道：“不，我肩上担的是两头驴的东西。”它不是像《一钱莫救》那样，由反面人物自我暴露丑态来构成笑话，而是在正反面人物的冲突纠葛中，由正面人物揭露反面人物的丑态构成笑话。阿凡提故事中的许多作品正由此而别具一格。
中国的笑话艺术源远流长。许多传统笑话至今仍然活在人们口头和心间，新笑话也不断涌流而出。上海《故事会》深受民众喜爱的就是第一个栏目“笑话”。湖北省民间文艺家协会于1995年举办过一次笑话大赛，在很短时间内，就征集到七千多则百字笑话。
这次笑话大赛征集的百字笑话，大多取材于新的社会生活。作为笑话艺术，它们和中国的古典笑话与民间笑话的固有传统之间有割不断的联系，但又因时代变迁而生发出许多新的特点，按推陈出新的规律向前发展。
这些新笑话除少数是传统笑话如“怕老婆”、“迷信害人”、“醉汉丑态”、“认白字”等的翻新之外，主要由“文化大革命”时期的笑话和当前发展市场经济、社会处于转型时期的笑话这两部分作品构成。针砭时弊、鞭挞社会丑恶，这一贯通古今中外笑话艺术的特征自然也体现在这些新笑话中，可是内容与形式却又给人以耳目一新的感觉。如笑话《二月犁牛》，讲“四人帮”大反“二月逆流”，一直反到农村生产队小队长头上，队长不晓得什么是“二月逆流”，把它听成了“二月犁牛”，便理直气壮地在批斗大会上为自己申辩道：“你们说我二月犁牛，说得对，我就是二月犁牛嘛！我要是二月不犁牛呀，种不了庄稼，叫你们这些龟孙子啃石头去！”它的表层意思是嘲笑生产队长的无知，把“逆流”领会成不相干的“犁牛”；可当时从上到下反所谓“二月逆流”这件事本身就是很荒唐的，因此生产队长阴差阳错地把这伙人作为龟孙子来骂，又正好表达了民众的心愿，在更深层面上转变成对“四人帮”的有力嘲讽了。
这些新笑话揭露和嘲讽了贪污受贿、吃喝成风、麻将度日、“水货”坑人、弄虚作假、愚昧无知等群众痛切憎恶的社会病态，继承和发扬了传统笑话寓教于乐的优良传统，然而又新鲜活泼，不落俗套。许多作品常采用对话体构成，而且借用孩子天真纯洁的心灵和眼光来鞭挞社会丑恶，使得激起的笑声格外震撼人心。试看如下例子：
父亲测验儿子的数学，问：“三差一等于几？”儿子答：“等于四。”
父亲反眼一瞪：“胡说！”
儿子理直气壮地答：“是嘛，你喊人打麻将时，总说是‘三差一’，等到来了一个人才开始，这不是等于四又是什么？”
——《三差一》
四岁的小孩问他妈妈说：“爸爸当的什么官呀？怎么总有人找爸爸说话呢？”
他妈妈说：“你小孩子不懂，爸爸是管人的。”
那孩子眨巴着眼睛，似懂非懂地哦了一声，接着又问：“那，爸爸受不受什么东西管呢？”
“当然有东西管啦！”
孩子想了想，嚷道：“我懂了，爸爸就是受人家送来的东西管！”
——《管人与东西管》
传统笑话大都是由反面人物唱独角戏，自我嘲弄，这些新笑话把天真幼稚的孩子引进笑话，构造的情节既生动活泼、诙谐成趣，又含蓄有力、发人深省。显然这是笑话艺术获得新发展的标志之一。
笑话属于喜剧艺术，是叙事散文中的喜剧小品。喜爱听笑话、听相声和观看舞台演出的喜剧小品，已成为今天人们文化生活的时尚。喜剧离不开笑，爽朗的笑声可以消除疲劳、松弛神经、消愁解闷，这是人们偏爱喜剧艺术的重要原因之一。由揭露、嘲讽假恶丑的社会事象而激起的笑声又有助于社会的进步。笑话艺术从表面上看，只是揭露丑恶，实际上它植根于假恶丑与真善美的对立之中。
人们对社会生活中的善恶美丑了然于心，听到有关嘲讽邪恶的笑话才能不假思索地开怀大笑，这笑声既是对邪恶的鄙弃也是自我优越感的流露。当社会黑暗压得人们喘不过气来，对邪恶敢怒而不敢言的时候，那是悲剧时代。只有假恶丑已在社会生活中失去存在的合理性，竭力用种种美好的外衣来掩饰自己的本质，成为人人喊打的“过街老鼠”之时，富于喜剧性的笑话才能众口传诵，不胫而走。民众在爽朗欢快的笑声中嘲讽种种社会弊端，正表现出他们对涤荡污垢、建设美好生活的巨大决心与信心[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