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事的魅力
我们在前面分别论述民间故事的几种不同样式时，已经初步评述过它们的艺术表现形式。本章再就它们的叙事艺术，作一综合性的考察。
民间故事最吸引人的地方，首先是它的故事情节曲折生动、引人入胜。人们被这些故事所深深吸引，把听故事当作一种休息和娱乐，同时又毫不费力地从中汲取了智慧和力量，受到教育和启迪。富于“故事性”，是广大故事爱好者对民间故事的直接感受，也是故事学所要探寻的奥秘之一。我们考察故事的魅力就从这里开始。
叙事文学中的故事情节是由一系列生活事件构成的。严格说来，故事与情节的含义是不同的。文艺学家认为，故事是对那些按时间先后顺序排列的事件的叙述，而情节则是指那些包含着因果关系的事件。我们这里把故事情节作为一个概念来使用，包括以上两方面的含义——既是按时间顺序排列又有着因果关系的一系列生活事件。它是现实生活中矛盾冲突发展过程的反映，这些矛盾冲突又是由代表不同社会势力的各式各样人物的思想性格的冲突纠葛所引起的，所以叙事文学中的故事情节便成为人物性格发展的历史。故事情节是叙事文学的要素之一，小说的基本面便是故事，口头讲述的民间故事更是以故事情节取胜。我们通常所说的故事性，实际上是指情节的丰富生动而言。情节丰富生动，故事就会产生出吸引人的魅力。
这里试以秦地女讲述的《张打鹌鹑李钓鱼》为例。下面是它的梗概：
张打鹌鹑李钓鱼，两人是拜把兄弟。
李钓鱼下河钓到一条像门扇那样长的金翅鲤鱼，张打鹌鹑见它眼中流泪，要过来把它放了。哪晓得这鱼是龙王的五小子，龙王便派巡海夜叉把张打鹌鹑请到龙宫里去做客。龙王要送给他一件宝物作谢礼。他金银珠宝一样也不要，只要了龙王面前的那只小哈巴狗回来看家。
张打鹌鹑出门做活，他心里想吃什么，回到家里揭开锅就摆着什么。他好生奇怪，有一天躲藏在房背后，终于看清了是那只哈巴狗变成一个花似的闺女给他烧火做饭。原来她是龙女。张打鹌鹑把她脱下的狗皮烧了，两人结成夫妻。龙女叫男人去耕地种庄稼，男人舍不得离开她，龙女便用纸糊了四个美人，插到地里，一边耕地一边看，一点也不觉得劳累。
纸人被一阵风刮走，落到王员外院子里，他家恶小子查访美女，找到张家。千方百计想霸占龙女。他提出用打赌的办法换老婆。先要张打鹌鹑用鸡蛋碰他的石头碌轴，接着又要赛马，张打鹌鹑从龙宫里取来宝物相助，比赛获胜。张打鹌鹑随口说了个“没意思”，恶小子要他交出一个“没意思”来，借故刁难。龙女从龙宫里取来一个能变化的宝物——红疙瘩，作为“没意思”交给恶小子。轰隆一声，红疙瘩爆炸开来，把王员外家化成了一片灰烬。张打鹌鹑和龙女从此过上了安定的日子。
《张打鹌鹑李钓鱼》讲述的是一个天天上山打鸟的穷小伙子的生活史，可以称之为“猎人奇遇”。主人公将捕获的鲤鱼放生，想不到由此进入神奇的龙宫做了贵宾；要来一只哈巴狗，竟变成一个俊俏能干的媳妇；男耕女织，日子本来过得很舒心，却因大风刮走纸人，飞来横祸；三次打赌，开始时主人公完全处于劣势，后来竟然一下子取得了胜利；最后坏人由于无理刁难，给自己招来无情惩罚，这个故事以大快人心的结局收场。故事中主人公的生活遭遇，经历了六七次波折，一会儿突降好运，一会儿乐极生愁，一波未平，一波又起。这样，广大听众对主人公的命运便不能不深为关注了。由于情节的曲折发展，主人公活动的背景不断更替，时而上山打鸟，时而水府作客，时而下地耕作，时而争强斗胜，从而大大扩展了故事的空间范围与生活内容。故事情节的丰富性，主要指情节发展要有一定的曲折波澜，并由此透视出广阔时空背景下社会生活的复杂丰富性。秦地女讲述的这篇童话故事正具有这样的特点。
至于故事情节的生动性，则主要指它的新奇巧妙而言。俗话说“无巧不成书”，这句话里包含着深刻的辩证法思想。民间故事的奇巧表现为两种形式，用幻想编织而成的故事，以“神奇”引人入胜。《张打鹌鹑李钓鱼》就很有代表性。人们日常所见的鲤鱼和哈巴狗，竟然是龙子、龙女的化身，它们的神奇力量一下子就改变了穷小伙子的命运；恶小子仗势欺人，要小伙子拿鸡蛋来碰他的石头碌轴，输了就得换老婆，这本来是一着死棋，想不到主人公从龙宫里借来一枚鸡蛋，居然把石头碌轴碰得粉碎；后来恶小子又要主人公交出一个“没意思”来，这不用说是胡搅蛮缠，谁知在龙宫里真的找到了一件叫“没意思”的宝物，它实际上是一个爆炸物，由此惩罚了恶人。情节发展变幻莫测，令人惊奇神往。有人说，情节发展使读者、听众产生出乎意料的感觉，便是情节成功的象征，这话颇有道理。可是出乎意料的情节发展，细想又必须合乎情理，符合实际生活的逻辑。幻想故事也不能例外，不是越离奇古怪越好。就以上述故事为例，鱼龙变幻、龙宫得宝，虽出自大胆想象，却符合我们的民族文化心理。而且在幻想情景中，交织着生动活泼的农村生活细节。哈巴狗变闺女，把狗皮搭在门栓上，烧了狗皮，她就再也不能变形了，这是童话的幻想，可是接着描述闺女的神态：“‘你还我的袄，还我的袄！’闺女直嚷嚷，也不给他做饭了，坐在灶柴上哭去啦。”这又是完全从民众日常生活中提炼得来，亦虚亦实，虚实交融，既奇幻优美，又使人感到亲切可信。
就大量写实性的故事来说，不可能借助于神奇因素来构造引人入胜的故事，那就得以情节的新奇来吸引听众了。长工杜老幺同县太爷打官司，一下子摘掉了县太爷的乌纱帽，就十分新奇。这种新奇是由杜老幺的无比机智和那位县太爷的愚蠢透顶的性格对比所产生的。那些讲述善恶报应主题的故事，常借偶然性来构造情节。两伙计出门经商，好心人被谋害，落入陷阱，在偶然情况下偷听到野兽们议论人间秘密，由此走向富贵，因祸得福。黑心人得知究竟后，前去学样，也是在偶然情况下被这伙野兽吞食，受到无情惩罚。正反面主人公境遇的逆转，都出于偶然巧合，那伙野兽并不是有意识地出来执行赏善惩恶的职能，人们对上述情节发展的感受是出乎意料的。可是这种偶然巧合又在一定程度上体现出社会生活发展的必然趋向，可以说是对必然性的一种补充，并非纯粹的偶然。因偶然巧合而因祸得福的事例，在实际生活中屡见不鲜，以致形成“塞翁失马，焉知非福”的成语众口传诵。民间故事巧妙地把生活中的这种偶然性和必然性结合起来编织故事，就获得了既新奇又真切可信的巨大魅力。
故事的内容和形式，当然都源于生活。为什么人们编故事、听故事，又不满足于简单再现平凡的日常生活现象呢？其基本原理已由马克思主义的文艺论著所阐明：
人类的社会生活虽是文学艺术的唯一源泉，虽是较之后者有不可比拟的生动丰富的内容，但是人民还是不满足于前者而要求后者。这是为什么呢？因为两者虽然都是美，但是文艺作品中反映出来的生活却可以而且应该比普通的实际生活更高，更强烈，更有集中性，更典型，更理想，因此就更带普遍性。[1]
就民间文学来说，人们喜爱那些情节神奇或新奇的故事，因为在这些故事中，以更强烈、更集中的形式反映实际生活丰富多彩的面貌；还因为人们不满足于静观生活，而渴望从故事中感受到劳动人民的热烈情感、丰富智慧以及对光明美好未来的向往，对世界奥秘的探求等。
把故事编得离奇怪诞并不困难，困难在于故事情节的曲折奇巧须有一定的生活依据，既要出人意料，又须在情理之中。这同善于运用夸张、巧合、想象等手法有关。有人写文章，将民间故事的“奇”的表现手法归纳为：“有的通过幻想寓奇，有的高度夸张出奇，有的构思巧妙见奇”，主张“新故事创作中应吸取传统民间故事中‘奇’的表现手法”是颇有见地的。试以本书附录的《憨子寻女婿》这篇叙说奇巧婚姻的生活故事为例，它的故事情节完全从乡村日常生活中提炼而出，在一波三折的曲折中由险出人命而逆转成大团圆；既出人意料，又在情理之中；既洋溢着生活情趣，又饱含美好情操；看似信口说道，实则精心构造。由此显示出的口头文学家编织故事的高度技巧，不能不令人称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