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短篇小说创作
中、短篇小说创作的丰收，是新时期少数民族文学繁荣兴旺的重要标志之一。在1981年和1985年两次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评奖和在此期间举行的全国文学评奖中，获奖的短篇小说达四十余篇，中篇小说二十部，作者近七十人，来自全国二十九个民族。这些作品广泛而生动地反映了我国少数民族处于巨大变革中的现实生活与风土人情，艺术上也出现了新的突破，显示出少数民族文学发展的喜人实绩和潜力。
1952年出生的乌热尔图，来自东北密林中只有一万三千多人口的鄂温克族。他的作品中，《一个猎人的恳求》《七叉犄角的公鹿》和《琥珀色的篝火》，分别获得1981年、1982年和1983年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瞧啊，那一片绿叶》也在1981年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评奖中获奖。他于1968年初中毕业后，在家乡当过猎民、工人、民警、乡干部。自1978年发表处女作《森林里的歌声》以来，还发表了近三十篇短篇小说，结集为《七叉犄角的公鹿》。其中，《琥珀色的篝火》写鄂温克猎人尼库送重病的妻子去医院途中不顾一切地救出了三个野外作业的勘测队员，妻子却因延误而不幸死去。当三个获救者向他表示感谢时，他“瞅瞅他们，没说什么。他觉得没什么可说的。不论哪一个鄂温克人在林子里遇见这种事儿，都会像他这样干”。小说在祖国东北的幽幽密林中，刻画出鄂温克人既朴实又美好的心灵，使读者深受感染。代表作《七叉犄角的公鹿》展现了一个鄂温克少年心灵升华的历程。这篇小说通过猎鹿来颂扬义勇，宣扬人性美、人情美，艺术上别具一格。评论家阎纲称道它“内容集中，剪裁相当，不求道理多么深奥，只求感情能够交流；不求总揽时代风云，只求感化人们的灵魂”[9]。阎纲认为，这比起“为一个重大的社会命意而多少有些直露、显得勉为其难的《一个猎人的恳求》来，要生动自然得多”，“作者对自己所独有的优势（熟悉猎人生活），也发挥得甚好”[10]。这番关于坚持艺术创作规律，发扬作家自身优势的评说，具有普遍的现实意义。
藏族文学领域中，近几年新人辈出，获奖的小说作者有益希卓玛、班觉、多杰才旦、益希单增、降边嘉措、意西泽仁等人。就短篇小说而言，生于1959年的扎西达娃的成就较为突出。自处女作《沉默》1979年问世以来，他已发表了二十多篇短篇小说。其中《朝佛》被改编为电视剧，《江那边》获1985年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评奖短篇小说一等奖。近作《没有星光的夜》《系在皮绳扣上的魂》和《去拉萨的路上》取材于急剧变革中的西藏社会生活，均受到好评。《江那边》写一个快酿成的爱情悲剧，由于农村实行新的经济政策，主人公的命运出现了转机。《没有星光的夜》写一个共产党员宁愿受辱也不愿沿袭康巴人古老的血仇观念，可是他的妻子却深受世俗观念的影响，出人意外地杀害对手，终于重演了世代相承的悲剧。《去拉萨的路上》写一个勇敢善良的小伙子前往拉萨寻求幸福，却无法摆脱残忍的仇杀，最后与复仇者同归于尽。作者在这篇作品中所表现出来的愤怒控诉和对人性的呼唤，撼人心弦，催人激奋。扎西达娃思想敏锐，富于探索精神。他的作品大都奉献给读者以一些新的思想与艺术感受。他认真地观察、思考西藏的历史、文化与现实，善于从历史长河中截取人物关系急剧变化和冲突激烈的场景，在突出、有力的艺术描写中造成令人惊愕和耐人思索的强烈效果。他的小说常出现奇幻场景同现代生活的交错，具有拉丁美洲魔幻现实主义的特征。不过作者自认为这些作品仍扎根于西藏文化传统之中，外来文化只是作为一种参照系数用来比较、分析，以便更好地反映当代西藏社会生活中呈现的奇特的民族文化和意识形态[11]。这一探索是有意义的。
新疆哈萨克族的青年作家艾克拜尔·米吉提，因发表处女作《努尔曼老汉和猎狗巴力斯》而为读者所注目。后来连续发表了《哦，十五岁的哈丽黛哟……》《木筏》《天鹅》《迁墓人》《遗恨》《静谧的小院》等二十余篇小说，以《哦，十五岁的哈丽黛哟……》为名结集出版。他的小说取材广泛，笔墨自然含蓄，不落俗套。获1985年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评奖短篇小说一等奖的《哦，十五岁的哈丽黛哟……》，以抒情而细腻的笔触，写下乡“知青”吐尔逊江和农村少女哈丽黛的初恋被世俗观念所扼杀的悲剧性故事。主题并不新鲜，但作者却把十年的人生途程压缩在几个令人心颤的邂逅相逢的场景中，着重通过吐尔逊江的眼光和心灵感应，刻画哈丽黛为世俗偏见所囿而无力抗争的不幸命运与复杂情感，从而引发读者去思索美好青春和感情遭到压抑、戕害的社会底蕴。作品对势利眼的鞭挞，与其说是辛辣的嘲笑，不如说是深情的叹息。由此展现出小说家独特的艺术风格。王蒙对他的小说做过中肯的评价：“和那些执笔以前头脑里装满了套子——哪怕是很圆、很耀眼也很曲折的套子——的作者不一样，他从来不根据现成的套子去填充一点生活或者编造许多情节以敷衍成篇。相反的，他注视和思索着生活的各个侧面，努力从生活中捕捉人物的情感、纠葛、画面、冲突，向小说创作提供自己独特的东西。也许他到现在提供的东西还不够宏伟和深邃，然而它毕竟是独特的和不会和任何人或任何‘流派’、‘浪潮’重复的，这样，这些作品就取得了自己的生存价值。”[12]
来自湘西山区的土家族青年作家蔡测海，1974年学写诗，1979年学写散文，1981年开始写小说。问世的作品数量虽然不多，却因精耕细作，时见佳作。《刻在记忆的石壁上》获1981年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评奖散文一等奖。《麝香》获1985年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评奖短篇小说一等奖。作品中以获得1982年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的《远处的伐木声》影响较大。它写的是湘西山区古木河畔的变迁，以对比手法为读者展示了两种生活、两个世界：以老桂木匠为家长的一边，师道、家规并重，生活节奏宁静停滞；而被他撵走的徒弟水生所带领的建筑队一边，在工地上歌声笑语连天，热气腾腾。小说用素淡的色调写老桂木匠一家看似平淡的生活，而从远处传来的伐木声、放炮声，却在人物内心深处引起冲撞，激起了老桂木匠女儿阳春对新生活不可遏止的憧憬。小说借震撼山野的伐木声、放炮声，呼唤着变革，呼唤着前进。它凝结了作者对故乡深挚的爱，同时也寄托了他对故乡不无忧郁的情思。小说融合着诗歌和散文的韵味，促人遐想深思，沁透出一种特殊的魅力。
在新时期十年中，土家族涌现出不少文学新人。鄂西的李传锋，有短篇小说集《退役军犬》问世。用作书名的这篇代表作，借一只退役军犬的遭遇，概括人世间动荡年代的风云变幻，别具一格，在1985年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评奖中获奖。湘西的孙健忠，在短篇和中篇的创作中均有建树，而营构长篇的成绩更佳。
朝鲜族作家林元春，从事文学创作已有二十多年历史。1981年出版短篇小说集《彩霞》。书中的《彩霞》和1983年发表的《亲戚之间》分别在1981年和1985年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评奖中获奖。他善于描写家庭生活中的女性，刻画她们的内心世界。《彩霞》写一个先进人物的妻子怎样在拨乱反正的社会背景上终于理解了丈夫的事业，和他心心相印。这个家庭的平淡生活在作者笔下充满情趣，而女主人公的内心世界几近纤毫毕现。《亲戚之间》围绕一个干部家庭的变故，将人与人的关系同政治变革所造成的个人及家庭命运的变化交织起来，透露出强烈的时代气息，既有对劳动人民传统美德的歌颂，也有对庸俗卑劣习气的嘲讽。小说中对操办红白喜事和各种生活习俗的描写，鲜明如画地展现出朝鲜族的生活风貌，颇具特色。
苗族作家伍略，本名龙明伍，1936年生于贵州省凯里县。他于1956年开始文学创作。他将一部苗族民间叙事诗改编为故事《蔓萝花》，产生了广泛影响。此后主要从事小说、散文创作。1979年以来发表的短篇小说《绿色的箭囊》和中篇小说《麻栗沟》，分别在1981年和1985年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评奖中获奖，成为他的代表作。《绿色的箭囊》通过一个流落异国的苗族体育健儿不容凌辱，与国家民族共呼吸，终于归国参加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故事，塑造了一位富有民族气节与民族自豪感的爱国志士形象。引起读者强烈反响的是1982年发表的《麻栗沟》。麻栗沟有个“三家村”，住着一户因避祸而装成麻风病患者的彝族贫农，一户被“升级”为“富农”的苗族中农，还有一户奉公守法却被揪住不放的汉族地主。这几个在“大跃进”、“四清”和“文化大革命”中人造的“敌人”和“贱民”，虽然身受“左”倾路线的迫害，却不失善良淳朴，友爱互助。那位“富老大”虽被赶出村寨，仍积攒了一堆公粮、余粮，打算有机会就向国家表白自己的一片心迹。然而他们却麻木愚昧，希图以极荒诞的方式寻求解脱。这就使作品的悲剧色彩显得浓重。新时期以来出现了不少“伤痕”小说，像《麻栗沟》这样力透纸背的作品还不多见。
白族作家张长，原名赵培中，1938年生于云南省云龙县。1957年开始文学创作，出版有长诗集《勐巴纳西》、诗集《凤尾竹的梦》、散文集《紫色的山谷》、小说散文集《三色虹》。短篇小说《空谷兰》《希望的绿叶》和《最后一棵菩提》，先后获1979年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和1981年、1985年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奖。《空谷兰》写的是“支边”青年的爱情波折。小说将自私、偏狭的女“知青”同善良淳朴、天真稚气的山村少女进行对比，推动男主人公思想情绪的变化，写来热情洋溢、扣人心弦。它具有作者擅长的抒情散文的特点，又着力于几个青年人内心世界的刻画。《希望的绿叶》和《最后一棵菩提》都写保护森林资源，维护生态平衡的故事，从中揭示文明和野蛮、进步和倒退、正义和邪恶之间的斗争。作品抒发了主人公对茂密森林以至片片绿叶的无限深情，融合着散文的抒情格调，给人以美的艺术享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