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篇小说创作
长篇小说创作的繁荣，成为本时期少数民族文学开始趋向成熟的一个重要标志。据粗略统计，在1976年至1981年的五年间，出版汉文和少数民族文字的长篇小说七十多部，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十七年间创作总数的两倍。藏族、维吾尔族、哈萨克族等，第一次出版了自己的长篇小说。藏族出版了降边嘉措的《格桑梅朵》和《十三世达赖喇嘛》、益希单增的《幸存的人》和《迷范的大地》、多杰才旦的《又一个早晨》、益希卓玛的《清晨》、班觉的《松耳石》。哈萨克族出版了贾合甫·米尔扎汗的《理想之路》、尼合买提·蒙加尼的《燕子》、哈里木·哈那菲亚的《风暴》、吾拉兹汗·阿合买提的《巨变》、哈吉乌玛尔·夏布旦的《罪行》等。这成为本时期少数民族文学发展的一个突出现象。当然，这些长篇作品都有较长时间的思想、生活和艺术经验的积累，而能在几年内集中问世，显然是新时期春风春雨沐浴的可喜结果。
这些作品的题材触及广阔的历史与现实生活领域，除较多地描绘新旧中国交替时期的民族斗争生活外，还出现了追溯历史风貌和跟踪当代社会变革的优秀作品。作者们多侧面、多角度地摄取社会生活世相，构造历史画卷，艺术上也有新的开拓。
各族人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为推翻旧中国、创建新中国所进行的伟大斗争，仍是作家们着力表现的题材。维吾尔族柯尤慕·吐尔迪的《战斗的年代》写南疆地区20世纪40年代末50年代初的激烈斗争，哈萨克族贾合甫·米尔扎汗的《理想之路》写新疆著名的“三区革命”，藏族降边嘉措的《格桑梅朵》写人民解放军进军拉萨，壮族陆地的《瀑布》写南方壮族地区的革命洪流等，它们成为新时期少数民族作家创作的长篇小说中内容较厚实、较有思想和艺术光彩的部分。其中以《瀑布》的成就较突出。
《瀑布》的作者陆地，原名陈克惠，壮族，1918年生于广西扶绥县。抗日战争时期投身于革命文学运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回到广西，创作了短篇小说《故人》和壮族文学史上第一部优秀长篇小说《美丽的南方》。他从20世纪60年代初开始，潜心于长篇小说《瀑布》的创作。原拟采取三部曲的形式，由《长夜》《狂飙》《星火》三部组成，反映辛亥革命到北伐战争前夜广西壮族地区的革命斗争历史。第一部《长夜》于1980年出版，获1981年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评奖一等奖，1984年写完全书，将第二、三部合并，以《黎明》为题出版。
《瀑布》无论从题材的选择、主题的开掘，还是时间的跨度、地域的广度来说，都具有史诗式的规模和构思。反映的时代，纵贯旧民主主义革命和新民主主义革命阶段；反映的区域，从古老僻静的山野乡村到繁荣喧闹的现代都市；反映的历史事件，有反袁爱国运动和随之而起的讨袁护国斗争，还有第一次国共合作后的北伐革命，“四一二”政变大屠杀，以及工农苏维埃政权的建立与新的工农革命运动的兴起。所有这些，都围绕着革命青年韦步平在斗争中成长的历程，借助人物的活动展现出来。作品以桂西地区壮族农民从自发斗争到自觉革命为背景，表现了1915年春到1931年冬这一历史阶段的错综复杂的阶级关系和阶级斗争，深刻地揭示出当时的社会思潮、时代风貌、时代前进的趋势和历史走向。
小说以百万言的篇幅，塑造了在激烈的斗争中的不同类型、性格各异的一系列人物形象，诸如革命知识分子、革命同路人、叛徒、国共两党领袖、反动军阀、贪官污吏、土豪劣绅、农夫乡姑、阔太太、娇小姐、商店老板、小贩、妓女等，构成具有复杂的阶级关系的社会整体。其中不少人物写得血肉丰满、个性鲜明。特别是对各类知识分子形象的性格刻画尤见功力，显示出作者文学创作的特色。
贯穿全书的主人公韦步平，是作者着力塑造的一个形象。作者以时代变迁为序，比较清晰、准确地写出了韦步平的思想性格由幼稚到成熟的发展进程。最初，他为寻求真理外出求学，通过组织“风雨”社、“中流”社，成为爱国学生运动的中坚。被学校开除回到家乡后，他团结农村中的亲朋挚友，同地方封建势力英勇抗争；在自发斗争中几经挫折，壮志未泯；后来出外投身行伍，接受革命真理，再度回乡发动群众，组织“三三会”，赴广州参加大革命；大革命失败后再次回乡坚持斗争。韦步平逐渐使自己的行动汇入工农革命事业的洪流，终于成长为党组织的优秀领导者，文武双全、叱咤风云的英雄。但是他毕竟是个成长中的革命人物，作者最后也没有把他写成一个纯粹、无瑕的完人。他死于用人不当，而用人不当正是他太重感情、重江湖义气的弱点所致。这一笔并不损害韦步平的英雄本色，恰恰由于符合人物的思想发展轨迹而益显真实。
韦步平和凌云青、王光宗曾是意气风发的同窗好友，人称“风雨三杰”。但在时代洪流的冲击下，他们“人各有志”，选择了不同的人生道路。凌云青和王光宗这两个人物，是作为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和反动知识分子的代表写进小说的，从艺术成就上来说，凌云青的复杂性格刻画得较为细致深刻，对王光宗思想性格变化的过程则展示得尚不够鲜明。与“风雨三杰”相关联，小说中还刻画了三个知识女性的形象。矢志革命，不愧为巾帼英雄的言真，追求风流时髦，堕落成为交际花的海银花和贤淑正直、多愁善感的桂品微，思想性格相映生辉，给人留下难忘的印象。《瀑布》着意将动荡年代革命形势的起伏转折，同不同类型的人物性格的发展过程和关系的变化结合起来描写，使两者相互渗透、映衬，造成了鲜明、突出的效果，显示出作者生活积累的厚实和艺术技巧的娴熟。
作为老作家，陆地对家乡的土地和人民自有特殊的感情。他总是以优美动人的景物描写和风俗描写，自然地流露出这种深厚的感情，给作品涂上浓重的地方色彩和民族色彩。《瀑布》的成功，同它那独有的壮、瑶民族的社会生活的色调是分不开的。它的出版，是壮族现代和当代文学中一个具有里程碑性质的突破。
《瀑布》出自老一代文学园丁之手，而更多的长篇佳作则从文学新人的笔下涌流而出。描绘西藏地区壮烈斗争的《格桑梅朵》和《幸存的人》，就是其中的代表。
《格桑梅朵》的作者降边嘉措，藏族，1938年生于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1951年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1955年毕业于西南民族学院，现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少数民族文学研究所工作。作者在1960年开笔，经过二十年的艰辛劳动才写成《格桑梅朵》。作品于1981年在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评奖中获奖。
描写解放战争时期边疆地区的斗争生活，前有《茫茫的草原》和《欢笑的金沙江》，后继的《格桑梅朵》自有新的特色和成就。小说写的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弓支小分队从怒江向拉萨古城进军途中的艰苦斗争。它没有着重去写军事斗争，而将笔力用来描写这支部队怎样在进军途中认真做好群众工作，从反动黑暗统治和精神奴役下解放藏族同胞。“格桑梅朵”是生长在康藏高原上的一种“幸福花”，它既是小说中青年男女边巴和娜真纯洁爱情的寄托，也是藏族同胞向往吉祥幸福生活的象征。作者以农奴边巴被反动农奴主作为恶鬼进行残酷迫害开头，以他随着进军洪流，在世代向往的“日光城”拉萨获得全家团圆收尾，把这一户农奴的命运同解放军进军西藏的步伐紧密结合起来进行描写，这体现了小说的构思特点。它以“格桑梅朵”作为书名，意味深长。
《格桑梅朵》是藏族第一部现代长篇小说。因为前无借鉴，作者从艺术上进行了创造性的探索。它的结构并不严谨，由于作者亲身经历了进军西藏的斗争，进军途中所发生的一个个小故事，或从这历史巨变中摄取的种种生活情景，都写得真切感人，具有接近生活实录的特征，字里行间洋溢着按捺不住的激情。作者特别注意剖析人物心理，抒写藏族人民从黑暗地狱迈向光明世纪的复杂、强烈的内心感受。其中对于边巴想起风雪道上朝佛情景时的心理描写尤为精彩。他把抒情散文的笔调融进小说之中，自有一种真实亲切的魅力。作品显然受到“五四”新文学的影响，但并没有脱离藏族文学传统。如着意结合运用民族的传统文学成分——民间故事传说、民间诗歌和富有文学光彩的口语等，来反映藏族人民的新生活，很见特色。
《幸存的人》的作者益希单增，藏族，1931年生于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乡城县。1950年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七年后到北京学习、工作。1969年回西藏从事文化宣传工作，1981年调西藏文联从事文学创作，现任中国作协西藏分会副主席。
《幸存的人》比《格桑梅朵》晚一年出版，在内容上有相互衔接的关系。《格桑梅朵》写的是人民解放军进藏时的斗争生活，《幸存的人》写的是农奴们为结束黑暗统治而进行的最艰苦壮烈然而也是最后阶段的斗争。它们可以看作是反映西藏人民斗争生活的姊妹篇。
《幸存的人》描绘了不同阶级、不同阶层里众多的人物形象，处于斗争漩涡中心的几个主要人物的形象显得相当鲜明。小说着力描绘了在黎明前的黑暗时刻奋力抗争的几个英雄人物，他们各有个性特征，思想性格中各有复杂、丰富的内涵。洛卡日达和森耿杰布都是农奴中敢于抗争的男子汉，森耿杰布勇猛憨厚，他的名字即有“狮子王”的意思；洛卡日达则在勇敢中藏着几分机智，善于巧妙地同敌人周旋。德吉桑姆和桑节普珠姑侄俩，是贯穿全书的中心人物。德吉桑姆是作者倾注全部情感塑造的一位光彩照人的藏族女性形象。她并不是那种顶天立地的英雄，受佛教的影响，曾寄希望于觉仁波大佛，但是严酷现实的教训终于使她开始有了新的精神支柱。桑节普珠承袭了姑母对农奴主的仇恨，但没有她那样的精神重负。他不是藏族历史悲剧时代的令人扼腕的人物，而是乐观自信地迎接黎明到来时的新一代。
同《格桑梅朵》的艺术形式和风格迥然有别，《幸存的人》善于结构故事，娓娓动听。小说以仁青晋美血洗德吉村开头，紧紧围绕虎口余生的姑侄俩的命运展开叙述。一方面是仁青晋美费尽心机，搜捕这两个幸存者，企图对造反者赶尽杀绝；另一方面是德吉桑姆和桑节普珠无时无刻不在力图报仇雪恨，于是形成了尖锐激烈而又曲折复杂的斗争。但作品并不以说故事为满足，围绕情节的推进展现了一幅幅风俗画和风景画，不论是古老的天葬习俗，还是拉萨八角街的街景，或者是渡口上流浪人的火圈，无不散发出强烈的生活气息，融合着小说家深沉的情感。作者还十分注意吸取藏族民间口头文学素材，使作品充满生活气息和民族文化色彩。
近年来，这两位藏族作家又有了长篇创作的新收获。益希单增出版了《迷茫的大地》，降边嘉措与汉族作家吴伟合作写成《十三世达赖喇嘛》。它们的艺术概括力都有了进一步的提高。
在反映当代改革与建设的长篇佳作中，土家族孙健忠的《醉乡》受人称道。孙健忠1938年出生于湘西乾城县，1956年开始从事文学创作，至今已发表小说、散文五十多篇。出版有短篇小说集《娜珠》、中短篇小说集《五台山传奇》。短篇小说《留在记忆里的故事》、中篇小说《甜甜的刺莓》和长篇小说《醉乡》，分别在1981年和1985年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评奖中获奖，显示出这位土家族中年作家艺术上逐步走向成熟。
《醉乡》以一个叫雀儿寨的土家族村寨发生的故事，展现了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实行新的农村政策所带来的深刻变化。承包渡船的老乔保，迎回了外流多年的矮子贵二。这个屡受欺凌、被迫流落他乡的农民，依靠党的富民政策，凭着自己的聪明才智，很快由穷光棍变成了富户，还带动周围几户农民走上了致富之路。经济地位的变化，使矮子贵二成了乡里受人尊敬的人物，由从未受到女人青睐的穷汉变成了乡里“第一美人”追求的对象。“天九和矮子贵二舞了龙头，别人就会跟着舞龙腰，舞龙尾，一条龙就舞活了。”这正是今天中国农村的写照。小说的人物和故事并不复杂，幸好作者十分熟悉表现对象，既能从宏观上把握时代脉搏，又能从微观上对人物性格、民族风情作精细描绘。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十七年间描写农村题材的作品中，常常写到一些深受地主阶级迫害而流落外乡、闯荡江湖的农民，带着革命火种回到家乡掀起斗争风暴的故事。《红旗谱》中的朱老忠就是人们所熟悉的典型形象。从一定意义上来说，矮子贵二就是新时期的朱老忠，他在中国农村又一次发生剧烈变革的时期，带着开拓精神和新的知识信息回到家乡创业致富，一下子就战胜对手，打开了新局面。小说不只是展现了在推行生产责任制以后，偏僻的山乡龙腾虎跃，“家家都有了发财致富的指望”的新生活图景，而且尤其着力揭示出农民获得精神上的解放之后建设新生活的巨大潜力。作品展示的矛盾斗争虽说不上很深刻，字里行间却蕴含着乐观幽默的情调，透示出明朗欢快的色彩，具有吸引读者的特殊魅力。
作者说过，这部小说是他在1981年秋天，为故乡不断传来的喜讯搅得坐立不安，便中断原来的写作计划，回到家乡作了半年考察之后写成的。小说中的主人公“摆脱了对网的和对人的依附，飞进了自由的空间”[13]，因而它的基调是欢乐的。它是20世纪80年代初期中国农村变革的生动有力的艺术记录。
本时期少数民族的长篇小说创作，虽比过去有了显著进步，但就总体而言，艺术成就还远不及短篇和中篇小说。艺术结晶化程度较高、笔墨达到较深审美层次的佳作还不多。不少作品追求篇幅的浩繁，却常常流于陈述表层生活样相；有的作品对社会生活的观察和表现，甚至未摆脱“左”倾思潮的影响。人们期待着少数民族长篇小说创作在不久的将来出现新的突破。
【注释】
[1]原载《中国当代文学》第三卷，上海文艺出版社，1989年。
[2]《文艺报》，1980年第8期。
[3]《新中国的产儿——三十五年来的少数民族文学》，《民族文学》，1984年第10期。
[4]冯牧：《时代呼唤着各民族文学的腾飞》，《文艺报》，1985年12月21日。
[5]奎曾：《新时期民族文学的重大突破》，《民族文学研究》，1986年第6期。
[6]公刘：《献给母亲的歌声》，《铁依甫江诗选》，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年，第2页。
[7]晓雪：《我是怎样写〈大黑天神〉的》，《民间文学论坛》，1985年第6期。
[8]张光年：《饶阶巴桑的诗》，《爱的花瓣》，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年，第1页。
[9]阎纲：《鄂温克人得奖了》，《民族文学》，1983年第5期。
[10]阎纲：《鄂温克人得奖了》，《民族文学》，1983年第5期。
[11]扎西达娃：《更新文学观念，发扬民族特色》，《文艺报》，1986年10月4日。
[12]王蒙：《哦，十五岁的哈丽黛哟……》，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年，序言。
[13]孙健忠：《醉乡·后记》，上海文艺出版社，1986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