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造现实功能
民间故事之所以为广大民众所喜爱，还因为它能够紧密配合人们的生产斗争与阶级斗争，发挥改造现实的积极作用。它不但是民众自我教育的工具，而且是他们斗争的伴侣。
许多概括反映人们生产斗争知识经验的故事，有助于人们从事各项生产活动，我们在前面就已经提到。令人感兴趣的是，还有一些地方，认为口头讲述故事这一活动的开展，就有促进生产的效能。日本著名民间文艺学家关敬吾先生告诉我们：
民间故事，不论从其内容或流传的时期来看，都是与生产劳动紧密相连的。每年种地以前有一个特定的会讲故事的人在大家面前讲民间故事。依照他们的看法，讲述这些故事能够安慰农神，从而确保风调雨顺，五谷丰登。因此，他们在秋收之后也讲述民间故事，对在农神垂佑之下获得的丰收表示由衷的感谢。猎人往往在山中的小屋里讲述这些故事，他们认为只有这样做，那百兽之神才使他们猎到足够的野兽。迄今为止，仍有一些地区的民族保持着这一习俗。[11]
这里的乡俗，给故事讲述活动罩上了一层神秘色彩。实际上，它是民间故事在生产活动中给人以启示和鼓舞，从而有助于获取丰收这一过程的曲折反映。
由于我国各族民间故事主要是阶级社会的产物，大量故事反映了封建社会被压迫民众反抗封建统治阶级的斗争经验和反抗情绪，它们在这一斗争中所发挥的积极作用就更为显著了。
印度有一部古代童话寓言故事集《五卷书》，就编纂成书的目的来说，“是通过一些故事，把统治人民的法术传授给皇太子们，好让他们能够继承衣钵，把人民统治得更好”，因此被看作“统治论”的一种。可是实际上，它是民间口头创作，原来所反映的是被压迫阶级的思想感情，季羡林先生在《五卷书》的译本序言中指出，它“最重要的给我们印象最深的还是这部书里面表现出来的顽强的战斗性”。其中的许多故事，或讲述弱者能战胜强者，或说明在对敌斗争中团结一致的必要性，或鼓励勇敢、谴责懦夫。这些富于斗争性的故事，大都传入我国，众口传诵，演变成为中国民间故事，如《兔杀狮》《乌鸦和鹰》《狐狸为王》《绿豆雀和象》《鹭鸶和小鱼》《石鸡》等。据此，刘守华在《印度〈五卷书〉与中国民间故事》一文中便提出，人们借用外来故事的情节结构是为了概括共同的斗争经验，获取克敌制胜的精神武器。
童话故事寄托着人们对现实苦难的不满和对美好生活的追求。寓言故事以高度概括的方式，汇聚了人民群众丰富的斗争经验。笑话艺术则无情嘲笑、讽刺压迫剥削者的丑态。它们都具有激励斗志、增长斗争智慧的作用。而近年引起人们重视的形形色色的机智人物故事，更是集中体现了民间故事的战斗性。
河北唐山流行着关于韩老大和五娘子这一对农民夫妻的故事，其主要内容是用各种巧妙方式与贪官污吏和地主老财作斗争。秦玉林、王国新在《韩老大和五娘子故事初探》一文中，引用两位讲述者的话，对这组故事在群众中所发生的实际影响作了生动介绍。一位讲述者王存老大爷说：
在旧社会，地主老财仗着有钱有势，欺压咱们穷人。那年头，因为咱们穷，没有人敢给咱们出气。可韩老大和五娘子的故事，有好多是说他们怎么和东家斗的，听了这些故事，觉得开心、解气，所以穷人都很喜欢它。
另一个讲述人赵信老大爷说：
在旧社会，我们这些扛活的，最爱讲韩老大和五娘子斗财主的故事。我们讲这些故事，不是只为了开开心，我们有时想，人家韩老大、五娘敢跟财主斗，咱们为啥就不能整治整治东家？所以我们也就算计开地主了。有一年夏天锄地，我们把两边的地头锄得特别好，一根杂草也没有，土锄得又松又软，可是地的当间儿，只好歹锄了。东家下地检查，怕弄脏了鞋，不肯到当间儿去，就在地头看了看，觉得我们干得好，心里很欢喜。其实，我们早把他给糊弄了。
阿古登巴是藏族著名的机智人物，益希单增的长篇小说《幸存的人》中，具体生动地描述了阿古登巴的故事对农奴的愤怒抗争所产生的鼓舞和启示作用。小桑节普珠立志要为亲人复仇，阿妈德吉桑姆给他讲阿古登巴的故事，告诉他：“会耍刀子，会打枪，一人能对付十人，这叫硬本事。还有软本事，能动脑筋、想办法治住对方。你现在是胆子超过本事，那还不吃亏？软硬两种本事将来你都要学好、学精，才能去报仇，要不然就会像虱子爬背，是爬不出衣领的。”“拜森耿杰布叔叔和洛卡达日叔叔为硬本事的师父，拜阿古登巴为软本事的师父，这样，你就会慢慢变得聪明了！”“对付坏人和仇人，要学阿古登巴的机智，这就算拜阿古登巴为师。”在主人公成长为反抗农奴主残暴统治的勇敢机智的斗士的过程中，阿古登巴的故事给予了积极有力的影响。小说里的情景虽出自作家的艺术虚构，却是藏族人民斗争生活的真实写照，对我们研究民间故事在阶级对抗社会中的功能，同样富有启发意义。
民间传说中的农民起义传说，再现了历史上大规模农民斗争的风貌；民间故事中的机智人物故事，则广泛反映了被压迫者日常的抗争行为。这些抗争存在很大的局限性，可是它灭了敌人的威风，鼓舞了民众的斗志，这两类故事的精神是相通的。有些机智人物形象，至今仍活在民众口头上，被他们反对种种坏人坏事和不良社会风气的斗争所充实而焕发出新的光彩，《阿凡提故事新编》就是一例。
民间故事中还有一类法律故事，在解决社会矛盾方面起着更积极的作用。在缅甸，它是很特殊的一类故事。这些法律故事对京城和大城市里有学问、有经验的律师和法官虽无什么帮助，可是在农村和小市镇里，它们却能指引那些由人民自己选举出来的名誉法官。在那些小地方，人们要是有了细小的民事纠纷，觉得不值得提到国家法庭上去，便就地找到镇上的名誉法官解决了。这类故事在中国也有，包公等清官断案的故事在中国的广泛流行，达到了家喻户晓的程度，就有着宣传正义与法律的积极意义。
由于民间故事同社会阶级斗争息息相关，因而不同阶级的意识便在故事中鲜明地反映出来。这首先表现为，故事里的同一人物形象，人们的评价往往截然相反。蒙古族的巴拉根仓，“王公诺颜们给他加上了‘说谎者’、‘骗子手’等种种恶名；穷苦牧民则称赞他是神通广大的‘智者’，说‘风能刮到的地方，人们都知道巴拉根仓的名字。巴拉根仓走到哪里，哪里就是家，哪里就有许多朋友’”[12]。
在更多情况下，则表现为民主性、革命性的精华常常同封建性的糟粕掺杂在一起。同激励人们反抗社会邪恶和封建压迫的故事相反，也有一些民间故事是宣扬封建伦理道德和封建迷信，渗透着剥削阶级意识，给人以消极有害影响的。例如，有的故事讲一些好事却坏在女人手里，另一些故事则热烈赞扬女性的聪明才智。有的故事讲贫富处境均由命中注定，不可改易，“命中注定八合米，走遍天下不满升”；另一些故事则嘲笑那些相信八字命运的人，在实际生活中怎样碰壁，而天不怕地不怕的人物，连阎王判官也对之无可奈何。这显然是两种对立的社会意识的反映，其社会功能也就不一样了。
但传统民间故事是旧时代的产物，劳动人民生活思想上的局限性不可避免地要在故事中反映出来。他们不懂得自己受苦受穷是不合理的社会制度造成的，幻想出一个“清官”、“好皇帝”就可以使百姓过好日子。他们找不到获得幸福的实际道路，便企求偶然得宝致富，并由“进宝”，而成为驸马或状元。那些机智人物虽然可以在日常生活中捉弄地主老财以泄愤，却无法从根本上改变自己遭受奴役的处境。故事中主人公的思想境界同我们今天人们的精神风貌有很大距离，这是可以理解的。我们不能因此而把这些民间创作都视为封建性糟粕。它们是旧时代民众精神生活的一部分，应给予历史主义的评价，不能求全责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