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概述
我国有五十多个民族，各兄弟民族的人民共同创造了祖国光辉灿烂的文学。新中国成立前，许多民族没有文字，绝大多数文学保留在人民群众的口头上；少数有文字，并且有着比较悠久文化历史的民族，文学事业也受到百般摧残，专业作家寥寥可数，民族文学得不到发展。新中国成立后，党和政府执行了正确的民族政策，大力发展少数民族地区的政治、经济、文化事业。少数民族文学也随之迅速繁荣兴旺起来。
党和政府一直关怀着少数民族文学的发展。在第一、二次文代会上，都强调要继承民族文学传统，发展社会主义的民族的新文学。1955年，中国作家协会邀集了八个兄弟民族的文学工作者和作家举行座谈会，了解他们的工作情况和困难。1956年2月，中国作家协会召开第二次理事会会议（扩大），把发展兄弟民族文学作为最迫切的问题之一列入议程。老舍在会上做了《关于兄弟民族文学工作》的专题报告，总结了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兄弟民族文学工作，提出了今后的任务。茅盾在会议的结束语中特别指出：“在我们国家里，发展兄弟民族的文学是很重要的一件事，而事实上，各兄弟民族不但都有悠久的丰富的文学传统，而且在解放以后的几年中，他们的文学潜力已有了惊人的发展。”“我们希望以后能按照我们的工作纲要，在发展兄弟民族文学上多做些工作。”[1]
这一时期少数民族文学的发展，主要表现在：
第一，少数民族民间文学的发掘和整理，取得了引人注目的成绩。在旧中国，少数民族的劳动人民处于被压迫和受歧视的地位，他们世代相传的丰富而优美的口头文学也湮没无闻。新中国成立后，这些民族民间文学的珍宝才开始受到人们的重视。1950年春成立的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在推动这项工作上发挥了积极的作用。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编辑出版的《民间文艺集刊》《民间文学》月刊，成为广大群众所喜爱的发表各族民间文学作品的重要园地。这一时期除搜集整理了大量的各族民间歌谣和民间故事外，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少数民族史诗和长篇叙事诗的问世。
光未然早在1944年就搜集整理了云南彝族阿细人的史诗《阿细人的歌》。它形象地、生动地反映了阿细人从原始社会到阶级社会的历史，1953年又重新出版。虽然限于新中国成立前的条件，对原诗的搜集整理并不完整，但对这一工作却起了积极倡导的作用。（1959年云南省民族民间文学红河调查队又进行搜集整理，出版了全诗《阿细的先基》。）
《嘎达梅林》《阿诗玛》和《逃婚调》三部长诗的整理出版，充分显示出少数民族民间文学的光彩。
陈清漳等整理的《嘎达梅林》，1950年1月在《人民文学》发表后，引起人们的广泛注意。它是蒙古族的一部现代民间叙事诗，叙述嘎达梅林举行武装起义，反抗阶级压迫与民族压迫的悲壮故事。它是在真人真事的基础上由蒙古族人民用集体智慧创作而成的，不但热烈歌颂了英雄人物不畏强暴、敢于斗争的崇高品质，而且艺术上相当成熟，代表了蒙古族民间叙事诗在近代、现代所达到的高度成就。
《逃婚调》是云南傈僳族长歌，由徐琳、木玉璋、曾芪等搜集整理。1955年12月发表于《民间文学》。它通过男女对唱的形式，叙述一对青年男女反抗旧社会的包办婚姻，双双逃奔他乡所经历的艰险和苦难。主人公不仅具有对于封建买卖婚姻的强烈反抗精神，而且用勤劳的双手开荒种地，建设家园，抚育儿女，最后以自己的劳动成果为礼物，愉快地返回家乡，和家人父母团聚。新中国成立以后，虽然青年男女获得了婚姻自由，“但是因为这首长诗歌颂了纯真的爱情和不屈不挠的追求自由幸福的意志，赞美了劳动，充溢着饱满的乐观主义的情感，傈僳族青年仍像从前一样爱唱它”[2]。
彝族撒尼人的叙事长诗《阿诗玛》更为光彩夺目，“堪称为近年来从兄弟民族文学遗产中发掘出来的一块‘连城之璧’”。“不仅语言优美，情节动人，抒情成分非常强烈，几乎每一节、每一句都充满着缤纷的色彩和浓郁的芬芳；而且所塑造出来的人物形象又是那么庄严，那么美丽，像秋日的朝阳那么光芒夺目，又像晴空的满月那么皎洁迷人，这在叙事诗中是十分难能可贵的。我们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像《阿诗玛》这样珍贵的长诗，完全可以媲美汉魏乐府中的某些名篇。”[3]这个评价是并不过分的。
第二，少数民族作家队伍的初步形成和新作的不断问世。绝大多数兄弟民族过去都没有自己的作家队伍，新中国成立后，在党和政府的关怀下，少数民族作家才一个一个地涌现出来，初步形成了一支文学队伍，文学创作呈现出初步繁荣的局面。
新中国成立前就已开始从事文学创作的几位少数民族作家，写出了反映人民群众斗争生活的新作品。满族作家老舍以其杰出的作品丰富了我国现代文学史，新中国成立后又为新的时代热情讴歌，创作了《龙须沟》等优秀剧作。蒙古族诗人纳·赛音朝克图的诗集《幸福和友谊》代表了草原人民的心声。另一位蒙古族民间说唱诗人毛依罕创作的《铁牤牛》，运用“好力宝”这种民间说唱诗的形式，通过歌唱在草原奔驰的火车，热情歌颂了草原上的社会主义建设和工人阶级的伟大创造力量。它曾在1955年内蒙古自治区第一届民族、民间音乐、舞蹈、戏剧观摩演出大会上获奖，被人们认为是“民间创作的重要的新收获”。维吾尔族作家祖农·哈迪尔的短篇小说《锻炼》，通过描写主人公麦提亚孜由一个懒散成性的游民转变为好社员的过程，表现了初期农业合作化运动的胜利进程。1956年7月维吾尔族诗人尼米希依提随中国伊斯兰教朝罕团前往麦加朝圣，在西奈半岛写的《无尽的想念》一诗，表达了对祖国母亲的刻骨铭心的思念。另一位维吾尔族诗人铁衣甫江·艾里耶夫，写出了一系列歌唱党和新中国给各族人民带来新生与幸福的动人诗篇。侗族作家苗延秀写出了长诗《大苗山交响曲》，云南彝族作家李乔取材于凉山彝族在新中国成立后的斗争生活，写作了长篇小说《欢笑的金沙江》三部曲中的第一部，它们都立刻受到了人们的重视和欢迎。
更为可喜的是，少数民族的青年作家不断涌现，人才辈出。蒙古族作家玛拉沁夫以短篇小说《科尔沁草原的人们》在全国读者面前显露出自己的才华。他在1954年出版了短篇小说集《春的喜歌》，并开始酝酿创作长篇小说《茫茫的草原》。另外几位蒙古族青年作家，也写出了各有特色的优秀作品，扎拉嘎胡的中篇小说《春到草原》，安柯钦夫的短篇小说集《草原之夜》，朋斯克的中篇小说《金色的兴安岭》，超克图纳仁的剧本《金鹰》，敖德斯尔的剧本《草原民兵》等，都是广大读者所熟悉的。
少数民族的民间诗歌十分优美丰富，在民族诗歌的肥沃土壤上，一批青年诗人茁壮成长。壮族的韦其麟取材于民间传说而创作的长篇叙事诗《百鸟衣》，是这个时期民族诗歌园地的重要收获。藏族的饶阶巴桑，诗作的数量虽然不多，但优美含蓄，饶有诗味。臧克家曾说他是“最惹人注意”的一个青年诗人，“他写得很细致，很委婉，像春天的泉水，涓涓地流着，带着清脆的声响，把人引到一个幽深的诗的境地”[4]。仫佬族包玉堂的诗集《歌唱我的民族》，蒙古族巴·布林贝赫的长诗《生命的礼花》，彝族吴琪拉达的诗集《奴隶解放之歌》，土家族汪承栋的诗集《从五指山到天山》等相继出版，他们热情洋溢地歌唱本民族的新生，歌唱社会主义建设的胜利，各以其具有浓厚民族色彩的诗作丰富了我国民族诗歌的百花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