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认识功能
关于故事活动在民众生活中的一般作用，长期生活在农民中间的故事搜集家张士杰有一段很好的概括性的叙述：
按我个人的体会，人们大多是在这种情况下爱讲故事的：大伙在一起干活的时候，干活当中休息的时候，开大会的前后，赶集上店或外出办事的路途上，争论一件事情的时候，阴天下雨在家中干零活的时候，逢年过节娱乐的时候，等等。在劳动生产当中，人们最爱以自己所喜欢的歌谣、谚语、笑话、故事等来介绍经验或教育年轻的一代。对于古代、近代、现代的英雄、模范、生产能手——劳动人民所喜爱的人，人们最爱以传说、故事、小唱等来歌颂他们、赞扬他们。对于那些馋嘴油滑、自高自大、损人利己的人，人们总爱用笑话、寓言、故事等来讽刺他们、教育他们。对于统治阶级，人们则以民间文艺的武器，向他们展开不可调和的斗争。在这当中，无论是数、唱、说、讲，都深刻地表达出劳动人民的思想感情，强烈的爱和恨，崇高的理想和愿望。[6]
张士杰讲的是新中国成立后农村故事活动的情况。旧时代的基本情况，大体也是这样。这里就着重讲了民间故事在对民众进行知识教育特别是道德教育方面的重要作用。
民间故事的内容包罗万象，它是民众世代积累的各方面知识的总汇，“格言、谜语、故事以及历史的叙述，不论在原始或发达的文化中，往往都是艺术和知识的混合物”[7]。文化人类学家的这一论断是符合实际的。
有许多民间生活故事以传授生产知识为主题，如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的《民间文学作品选》中选编的一组故事：《秧状元》《二锄麦子碾断棒》和《老刘头智打野猪》。《二锄麦子碾断棒》讲舅舅教外甥种麦，锄两遍草，收割时籽粒饱满，装麦垛的大车碾过就能把木棒压断。“人勤地不懒，锄两遍自然有两遍的收成。”它是农谚的故事化，体现了知识教育和品德教育的结合。
瑶族以孤儿为主角的故事很多，其中一类是专讲孤儿的生产斗争经验的。例如，《山洞里的火光》讲孤儿在岩洞安家，怎样学会用火来对付老虎的侵害；《小三成亲》讲孤儿怎样摸索出烧炭技术，发现“没烟的柴”；《苞谷地里的乌鸦窝》讲孤儿怎样从观察鸟类生活发现医治跌打损伤的草药——长叶豆。人们把自己的种种发现和发明集中概括在孤儿身上，用以对青少年进行生产知识教育。
还有许多普遍流行的故事，虽不是以知识教育为主题，却也贯串着知识教育的内容。“解难题”的情节，可以和多种主题结合，它就着重考验主人公的知识与智慧。载于《杂宝藏经》，魏晋时期即已传入我国的印度《弃老国》故事中，有一系列难题，均被智慧丰富的老人所破解：
捉来两条蛇，怎样分辨它的雌雄？——把蛇放在细软的东西上，不动的就是雌蛇，烦躁爬动的就是雄蛇。
一头大象，重多少斤，多少两？——把大象赶到船上，在船身下沉入水的地方刻上记号；再把大象牵回岸上，船里装上石头，让船身下沉到刻有记号的地方，这些石块的重量就是大象的重量了。
一块上下粗细相等的檀香木，怎样区别它的头和尾？——把木块扔在水里，下沉的那头就是根部，漂浮上来的那头就是头部。
两匹体型、毛色完全一样的马，哪是母马，哪是儿马？——喂草给它们吃，把草推给儿马吃的就是母马。
这些难题后来被中国、日本、朝鲜的故事所吸收，用以显示主人公的智慧，中国《曹冲称象》的故事即由此脱胎而来。由于它具有传播知识、启迪智慧的作用，因而深受民众喜爱，在口头传诵不息。
民间广泛流传的呆女婿故事，其功能不仅在使人娱乐开心，主要还在于通过聪明媳妇教呆女婿学乖的过程，使青少年受到知识教育。《金德顺故事》的附录中，有一篇《媳妇教丈夫》，梗概为：
很早以前，有一富人家的儿子，娶了媳妇三年也不见生儿育女。有一日婆婆问儿媳妇咋不生孩子。媳妇说她丈夫不会做房事，婆婆告诉儿媳一个方法。媳妇照婆婆说的教丈夫做房事。以后他们就有了孩子。
这类故事在许多地方都有流传。有些人把它看成是糟粕，简单地加以否定。其实它是一种对年轻男女进行性知识启蒙教育的故事。性知识的传播，关系到生儿育女及家庭与家族的兴衰，其意义不亚于生产劳动知识的传播。在旧时代的穷乡僻壤中，民间故事就担负着这样的任务。这正是《媳妇教丈夫》这类故事的生命力之所在。
民间故事的道德教育作用更为显著。它常常用鲜明对比的方式，赞美勤劳、勇敢、善良、忠诚、互助友爱、舍己为人以及热爱祖国和家乡等美好思想品质，鞭挞懒惰、自私、贪心、残忍、损人利己、背信弃义、阴谋狡诈等邪恶思想行为，用淳朴的道德观念给予青少年内心世界以潜移默化的影响。人们在日常生活中，除以消遣闲暇的方式讲述故事外，还往往“缘事而发”，有针对性地讲述。在这种情况下更能看出故事的教育功能。金德顺讲故事就有这样的特点。裴永镇在《金德顺和她所讲的故事》中告诉我们：
金德顺讲故事，还很有针对性，她善于根据不同年龄的听众心理，讲他们所爱听的故事。她同老人在一起时，就讲那些善良的老人得到好处的故事；同中青年妇女在一起时，就讲婆媳关系的故事；同青年男女在一起时，就讲爱情故事；同小朋友在一起时，她则喜欢讲动物和寓言故事。听了她的故事，有的婆媳和邻里关系改善了，有的更加敬老爱幼了，有的潜移默化地给孩子们播下了诚实、勇敢和热爱劳动的种子。她的儿孙们由于受到故事的熏陶，也都为人正直、贤惠和善良。
辽宁岫岩有个汉族故事家张文英，能讲200个故事。张其卓在《民间故事讲述家张文英简介》一文中，特别指出了这些故事的教育效果。
张文英所以爱听故事，不光出于求知欲望和好奇心理，还因他亲身感受到了民间故事的教育作用，也出于生活在山沟里的农民的娱乐要求。
小时候，他父亲与伯父因分家而争吵，母亲与祖母闹不和，都是吕爷爷用讲故事给调和的。有一次，邻居家的孩子来玩，一进门被张文英用棍子给绊个跟头，父亲便讲了《坏小子》的故事教育他改正错误。到他当生产队长时，每逢遇到难事，便学长辈的样子，用故事排解纠纷和解决疑难。如赶车的和喂马的闹不合，他便讲《合和二仙》的故事；韩家哥嫂与小叔子打架，他就讲《摇钱树的故事》；有的社员信迷信，请算命先生算命，他就讲《两个大嘴子的故事》。他领着大伙铲地，为了让后边的人追上他，便在前面讲故事吸引。休息时也讲故事，大伙听故事忘记了疲劳，活干得更有劲了。为此，群众给他送了个故事大王、故事篓子的称号。
对民间故事的教育作用，中外许多作家有生动的叙述。俄国伟大诗人普希金在1824年写给弟弟的信中说：“……晚上听说故事——这些故事总算补足了我所受的那可诅咒的教育的缺陷。这是一些多么优美的故事呀！每一篇故事简直就是一篇诗！”[8]
我们所熟知的俄国伟大革命作家高尔基多次谈到他童年时代常听外祖母和保姆讲故事，从中受到许多有益的滋养。他说：“我个人应该承认，当我从我的外祖母和乡下讲故事的口中听到民间故事的时候，这些民间故事对于我的智力的发展，是起了十分肯定的影响。”[9]
我国诗人张志民在近年所写的《我和民间文学》中，对童年时期所受民间文学哺育，也有生动的回忆。他特别喜爱听故乡流行的类似阿凡提的一个机智人物哭丧倌的故事：
哭丧倌的许多故事，都表现了人民群众的聪明才智，使我听得入神。这些故事，自己从大人那里听来，紧接着，在和小伙伴们一起上山拾柴、村边玩耍的工夫，又讲给别人。“我也给你说一个！”“你说完我说！”这孩子们的“故事会”，便是民间文学的课堂。
他认为：“童年时代，民间文学给了我极深的影响，它不仅给予我许多社会知识、历史知识，分辨善与恶的道德教育，更主要的是培养了我对文学的兴趣。”[10]
这些事例都生动地表明了民间故事的巨大教育影响。这种影响，可以归结到一点，它有力地促进着个人、特别是青少年的社会化。故事的叙事特质和它体裁的多样化，使它具有容纳劳动人民长期积累的生活知识的巨大能力。人们讲故事，既是为了彼此交流情感与知识经验，更重要的是为了向下一代传授人生必备的知识经验，使他们迅速成长为社会的合格成员，而不要像呆女婿那样走出家门之后便处处碰壁，难以立足。在这方面既要增长见识，还要引导他们形成符合社会要求的价值观念与道德规范。聪明媳妇教丈夫出门学乖，不只是教给他关于救火、劝架等知识，关键是教他要同情、帮助他人，不要在别人发生危难时袖手旁观。我们把民间故事视为民众生活的百科全书和自我教育的重要手段，是完全符合实际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