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承与创造、集体性与个性的融合
高明的故事家从来不满足于简单地转述前辈和他人的故事，而是创造性地参与故事传承活动。既尊重世代相传的民众集体创作的艺术成果，又依据个人的生活体验和艺术智慧作一定程度的加工润色，在讲述中添油加醋、添枝加叶，使之更完美动人，这就在不同程度上表现出了故事家的个人风格。
金德顺故事的记录整理者告诉我们，她不照搬别人的故事，所讲故事都经过了一番鉴别、选择、加工，有自己的艺术创造，形成了自己的个性特点。她喜欢选择合乎老百姓心理的结局，而不愿采用适应封建统治阶级意愿的讲法；对原故事中的情节细节，常根据自己的实际生活体验作某些改变，使之更为合理。
满族三老人故事的记录整理者也说，这三位故事家常常将自己广泛的阅历、切身的遭遇渗透到所讲故事中去，使故事的生活内容更丰富，感情色彩更强烈，从而形成各自的独特风格[21]。
我们且不说刘德培和金德顺这样的男性故事家和女性故事家，在讲述风格上有着明显的差异。即以女性故事家而论，山东的胡怀梅和金德顺相比，她们口中的故事也烙印着不同的个性色彩。金德顺讲述故事特别注重描绘情景，语言细腻传神。下面这个场面是很有代表性的：
一个女人应声开了门，把小伙子迎了进去。小伙子进了屋借着灯光一打量，嗬！好一个漂亮的姑娘！花一样的脸蛋，配上闪亮的眼睛，还有一双油黑发辫儿，美丽得像刚出水的荷花，又像中秋的一轮明月。小伙子眼睛发直，心里发慌，心口窝就像揣着个小兔子蹦蹦直跳。（《蛇姑娘》）
金德顺是朝鲜族故事家，但也不是每一个朝鲜族故事家都这么讲。这样的语言风格看来同她自己吸收了朝鲜书面文学影响以及平日生活感受有关。
山东的胡怀梅老人讲故事就没有这么细腻，可是她常在讲述中穿插进说书和戏曲格调的语句，显得别具一格。如讲《孟姜女送皇袍》时的一个插曲：
太白金星领旨下了玉殿，一驾云头三千里，三驾云头九千正，这个走法还嫌慢，后边加上吹云风，拨开云头往下看，不知到了啥地名。拨云扇子拿在手，才知到了万里程。到了九宫墙下，把这个勾魂牌一举，把范郎的灵魂调了出来……说道：“范喜郎啊，范喜郎，你妻身居庙界，我把你送到清凉庙去，你夫妻相会去吧！天明五更不要惊动了鸡犬，早早回到九宫墙下。”
据记录整理者介绍，原来胡怀梅喜欢听书、听戏，而且记忆力好，常把听过的说书段子和戏文原原本本地讲给别人听。这样积久成习，就形成了她自己讲述故事的语言风格。
刘德培经过长期琢磨，对继承原作同个人创造之间的关系，作了朴实而深刻的说明。他懂得一点中医原理，把讲故事和中医看病拿脉相比，说：“看病先要拿脉，讲经也是一样。”“脉拿准了，千个师傅万个法，各人照各人的讲，这个这里多两句趣话，那个那里少两句淡话，都是有的。就说我自己，这次兴这么讲，下次也兴多句把话，少句把话，两下的不一定是原封原样。但君臣佐使，为主的都一样。”[22]他说的把“脉”拿准，即抓住故事核，把握原故事的梗概和基本精神；他说的“千个师傅万个法，各人照各人的讲”，即允许有个人的创造。既拿准脉，不离开故事核，人物主次关系不变，又允许各人有各人的讲法，这就使得原故事的基本形态，民众集体创造的艺术成果得以世代相传，还能适应时间、空间的变化，不断吸收故事家的个人创造，赋予它以生动活泼、引人入胜的魅力。刘德培老汉的这段话，既是他个人几十年讲故事的经验之谈，又富于概括意义，道出了人们传承民间故事的一个重要特点。
在故事讲述活动中，一方面，要保持它们基本情节的相对稳定性；另一方面，又允许讲述者在局部情节和细节方面有所变异，以发挥他们个人的创造性。这种特点是怎样在世世代代的讲述活动中保持下来的呢？为了揭示故事传承的这一奥秘，美国学者汤普森在《世界民间故事分类学》的“民间故事生活史”一章中，提出民间故事有一种“自我修正规律”：
那些故事讲述家所熟悉的某一个故事，并不是只听过一次，而是常常听别人讲；而且他们并不是只听一个人讲，而是听许多人以不同的方式来讲它。这样，他就会从中综合出关于这个故事的一种标准型，从而使他在讲述时不会改变这个故事的基本面貌。如果讲述者有所偏离，聪明的听众也会纠正粗心的讲述者，使故事接近于人们经常性的那种讲法。高明的故事讲述家很重视保持故事面貌的稳定性，同时又适当地加入个人的创造与变化。当这种变化使听众更加喜欢而被重述，流行开来，便取代原型中的相应部分，形成一种新的异文了[23]。
有人认为，关于民间故事“自我修正”的说法不妥。故事本身怎么有“自我修正”的能力呢？其实这里讲的是民间故事在流传过程中不断被讲述人和听众所修正，使它既不脱离自己的原型，又可以有所变化；既为熟悉这个故事的人们所认可，又可使讲述者在某些方面发挥个人的创造性。这种“自我修正规律”，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民间故事的传承特点，值得我们认真加以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