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乔的长篇小说《欢笑的金沙江》
李乔，彝族，1909年出生于云南省石屏县。少年时当过矿工，青年时代流浪到上海，后返回云南，在小学和中学任教。1948年参加地下党领导的游击队。新中国成立后曾在云南民族学院和云南省民族事务委员会工作。1954年开始从事专业创作。现任云南省文联副主席、中国作家协会昆明分会副主席。
李乔早在20世纪40年代即开始写作，曾得到老作家茅盾的鼓励。新中国为他的创作开辟了广阔的道路，1951年，他以短篇小说《拉猛回来了》而知名于文坛。1958年将反映彝族人民生活的短篇小说结集为《挣断锁链的奴隶》出版。1956年，出版了反映彝族人民生活和斗争的长篇小说《欢笑的金沙江》第一部《醒了的土地》，很快被译成英文、俄文。1962年和1965年出版了《欢笑的金沙江》的第二部《早来的春天》和第三部《呼啸的山风》。近年来，年逾古稀的李乔正在修改《欢笑的金沙江》的第四部《大地在阵痛》。
《欢笑的金沙江》描写的是1953年解放大军解放凉山彝族地区和彝族人民在共产党领导下，粉碎国民党残匪策动的叛乱的斗争史实。大西南解放时，一小股漏网的胡宗南残匪逃进凉山，利用历史上遗留下来的民族隔阂，进行挑拨离间，组织伪江防大队封锁金沙江，企图负隅顽抗。当时，解放大军“有十分足够的力量可以过江去”，由于民族隔阂还存在，“我们暂时没有过江。但伟大的党的民族政策却飞过金沙江，飞过那些悬崖峭壁，飞过那些深山老林，深深印在彝族人民的心中，给他们带来从来没有过的激动和喜悦。他们痛恨那些欺骗他们的魔鬼，把共产党毛主席当作他们的大救星。靠了党的民族政策，我们把彝族人民千百年来结在心上的疙瘩解开了，凉山人民回到了祖国的大家庭”[4]。
正是在“政策过江”的过程中，在党领导各族人民同反动武装势力的斗争中，小说生动、具体地描写了彝民的觉醒和解放：他们提高了阶级觉悟，进行了民主革命，挫败了叛乱阴谋，从而充分揭示了党的民族政策的威力。《欢笑的金沙江》将一个民族从暗无天日的奴隶制走向光明的社会主义的历史进程，鲜明如画地展现在广大读者面前。
《欢笑的金沙江》成功地塑造了一系列兄弟民族的人物形象。
丁政委是党的民族政策的体现者和执行者。作者通过他排除贯彻执行党的民族政策中的各种干扰，表现出他的高度的原则性，在复杂环境中进行斗争的胆略和才干。他当过奴隶娃子，对于被压迫的阶级兄弟的苦难有亲身体验，而他十七年未见面的妈妈和哥哥又处在凉山头人的残酷统治下，他这个“凉山的儿子”，多么想马上进兵凉山，解放自己的家乡。然而理智告诉他，在土匪挑拨离间，许多彝民还蒙受欺骗的情况下，急躁冒进，只会陷自己于被动，给解放凉山的革命斗争造成损失。他终于以对人民负责、对革命负责的理智克服了感情冲动。当“呼啸的山风”到来时，他明知自己的亲人有被害的危险，仍然拒绝派兵，以免被敌人利用，从而表现出其远见卓识。他不怕别人扣“右倾”帽子，从当时当地的实际情况出发，耐心细致地做说服教育工作以及各项组织工作。他的活动贯穿全书，具有鲜明的性格特征，是体现这部长篇小说思想与艺术成就的主要人物。
小说写奴隶的觉醒，以挖七和阿火黑日这两个人物最具有代表性。他们在第一部中就已出现，在第二、第三部中思想性格得到进一步的表现。他们具有许多共同的特点，然而又各有自己的性格和斗争经历。作者着重描写了挖七的成长过程。他开始对团结争取奴隶主上层人士想不通，以至把附和奴隶主干坏事的奴隶也视作敌人，后来在丁政委的不断教育下，提高了政治觉悟和斗争艺术。作者认为，英雄人物并不是生来就是英雄，“从幼稚到成熟，从不觉悟到觉悟，从有缺点到没有缺点，这正符合于他们的发展过程，人物的教育意义也就在这里”[5]。挖七的形象塑造在这方面是有典型意义的。对阿火黑日，作者着重描写了他坚强不屈的性格。他具有较高的觉悟，在平叛斗争中，只身深入虎穴去侦察敌情，被敌人认出，无论严刑拷打，还是物质引诱，始终意志如钢、坚强不屈，最后在他心爱的姑娘果果的帮助下逃出敌巢，完成了任务。他的形象，代表了在深重苦难与严酷斗争中形成的奴隶的英雄性格。
小说在描写彝族奴隶主的形象时，将比较开朗、朴实的沙马木札，鲁莽蛮横然而可以争取挽救的磨石拉萨，和凶横霸道、死心塌地与人民为敌的磨石兹达相对照，写出了他们各自的特点。他们的政治态度和思想性格，都是在凉山彝族地区错综复杂的斗争环境中形成的，从他们身上也反映出凉山彝族奴隶制社会的历史特点。
在艺术上，《欢笑的金沙江》的特点是鲜明的。作者善于从错综复杂的矛盾中，提炼线索单纯而发展曲折的故事情节，既有重点又相当广阔地把斗争的面貌展现在读者面前。第一部写的本来是我军消灭胡宗南残余武装势力，解放凉山彝族地区的斗争，作者却巧妙地把这一主要矛盾和工作队内部的思想斗争以及彝族头人之间的“打冤家”结合起来展开叙述。敌人利用彝民之间的世代冤仇挑起事端，阻止解放军过江；丁政委以制止“打冤家”，使穷凶极恶之敌陷于孤立。敌人的罪恶阴谋一经揭穿，工作队的思想得到统一，受骗上当的彝族人民提高了觉悟，凉山终于获得解放，“政策过江”的斗争取得了胜利。作者的叙述委婉曲折，人物面貌与作品主题均在情节发展中自然显示出来，具有较强的艺术感染力。
作者十分熟悉彝族人民的生活习俗与心理特征，小说中所写的少数民族的人物与背景，并不像某些人描述的那样神秘和怪诞，而是独具特色，富有浓郁的民族色彩。如第一部结尾所写的磨石家和沙马家和好的热烈场面：
蓦的，一个头上留着一撮天菩萨，穿着一件大襟衣的毕摩，走到黄牛跟前，喃喃地不知在念什么，木锡骨答大爹在掌心里呸地吐了一口唾沫，搓了一搓，便高高地举起铁锤猛然向那牛头上打下去，牛头上迸裂起一个火花，那头大黄牛嗡地叫了一声，便颓然倒在地上。
人们哄的一声叫了起来，拔出刀子，争着向那头大黄牛跑过去，刀子在飞舞，人在拥挤，不多一会，一层黄爽爽的牛皮被剥下来，绷在四棵木桩上，散发出一阵难闻的腥气。
这时，那棵黄桷树下，响起一阵欢腾的锣鼓声。接着，震耳的鞭炮声噼噼啪啪地响了起来，沙马木札、木锡骨答、磨石拉萨和阿陆西支，从人群里走出来。他们严肃地立在那棵黄桷树下，向毛主席像鞠了一个躬，便摊着手，从那层牛皮下钻过去：
“从今天起，我们团结了，以后哪个不团结，就让他像这头牛一样的结果。”
作者巧妙地用这幅风俗画来烘托小说第一部“政策过江”的胜利。在这里，融合着彝族古老的宗教信仰与习俗，也表现了他们勇武的性格。这种民族色彩和新的时代气氛相结合，使作品获得了感人的魅力。作者对这幅风俗画是用粗略的几笔勾勒而成的，并未作精雕细刻，然而相当生动传神。文笔的朴素清新，从这里也可以看出。正如文艺评论家所指出的，作者“在一切叙述和描写中，他根本不需要借助于任何所谓‘民族色彩’的过分的渲染和装饰，而只是用厚朴无华的笔调，对读者如数家珍般地娓娓而谈，谈得那样朴素和单纯，那样准确和逼真”[6]。
《欢笑的金沙江》的不足之处是，对人物性格的描绘比较粗略。丁政委的爱爱仇仇未能在复杂激烈的斗争中得到应有的揭示，显得血肉不够丰满。但作为新中国成立以后较早出现的一部反映西南少数民族地区斗争生活的成功作品，它在当代文学史上的地位不应低估。冯牧于1959年初在《读〈欢笑的金沙江〉》一文中肯定它“是一本既能鼓舞人们的社会主义和爱国主义热情，又能给读者许多丰富有趣的社会生活知识的优秀作品”。现在看来仍然是适当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