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现代中国民间故事现状
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我国进入一个新的历史时期，即习惯上所称的“近代”（1840年至1919年“五四”运动）和“现代”（“五四”运动以后）的时期。由于帝国主义列强的不断侵略，我国自1840年以后逐渐由一个独立的封建大国变为任人宰割的半封建、半殖民地国家。在民族危机十分严重的时刻，各民族人民发起一次又一次反帝、反封建的斗争，直至1949年彻底推翻压在中国人民头上的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三座大山，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并开展了蓬蓬勃勃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鸦片战争以后的150多年，是中国社会生活发生翻天覆地变化的时代，在这样的时代里活跃在人民群众口头的民间故事也不能不发生变化；同时，这个时期的民间文学工作也有了新的进展。因此，我国民间故事在近现代自然形成一个单独的发展时期。
民间故事主要在人民群众口头流传，只有进行调查、采录才能对它有切实的了解。在近代，我国文化思想发生许多新的变化，当时所谓“西学”波及各个学术领域，关于民间文化也引进了不少新的观点，但在民间故事的采录方面，尚未发生重大变化，当时除了出版少数笑话集，其他传说、故事还是散在各种文言笔记小说和史、地著作之中。当然，其中也不乏具有一定时代色彩的作品，如讽刺清代官吏的笑话，反映“西人”采宝或盗宝的故事（例如《千里井》，见《醉茶志怪》）等。可是，到了“五四”新文化运动期间，情况就大不相同了。
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兴起了搜集、研究民间文学和民俗的新学科，这方面理论探讨和作品发表出版的活动十分活跃。1922年12月北京大学歌谣研究会出版了《歌谣》周刊，但它不只搜集、研究歌谣，从该刊第69号起连续刊出讨论《孟姜女故事》的9个专号，对民间故事的采录与研究起了一定的推动作用。此后，中山大学民俗学会的《民间文艺》和《民俗》周刊，杭州中国民俗学会的《民间月刊》和其他报刊，也经常刊出各种传说、故事，中山大学民俗学会和其他出版社还出版各种故事的集子，仅北新书局在20年代中期到30年代中期就接连出版林兰编的故事集37本。当时较有影响的故事集有《徐文长故事》《呆女婿故事》，还有《大黑狼的故事》（谷万川编）、《巧女和呆娘的故事》（娄子匡编）、《祝英台故事集》（钱南扬编）、《广州民间故事》（刘万章编）、《娃娃石》（孙佳讯编）、《泉州民间传说》（吴藻汀编）等。
在《歌谣》周刊创刊至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这段时间内，民间故事采录发表的情况最突出之处，在于这项工作是在一种新的认识之下进行的，民间故事作为一门新兴学科的资料和群众性读物，出现在新文学领域之中。由于“五四”以后白话文流行开来，这时民间故事的记录也都采用白话，从而在口头故事的忠实记录方面迈出了重要的一步。当然，这个时期多数故事的记录在保存民间语言方面还有较大差距，但在故事情节和思想内容方面则大体保存了当时民间流传的原貌。1942年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它在提高对人民群众文艺创作的认识方面，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对以后的民间文学的搜集、研究和宣传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作用，解放区的文艺工作者搜集出版了一些民间文学作品，其中尤以反映革命斗争和农村阶级矛盾的传说故事最有特色。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民间文艺工作者在毛泽东文艺思想指导下，把民间文学工作作为整个文艺工作的组成部分，在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和各地相应的机构推动下，广泛开展了各种民间文学作品的搜集整理与研究的工作。尽管在一段时间内这方面的专业人员并不太多，但全国参与搜集工作的人数和发表出版作品的数量，都是二三十年代所无法相比的。而尤其突出的是，人民革命胜利之后，人民生活充满蓬勃生机，搜集工作者直接深入劳动群众中，有些人还长期在基层工作，因而这时发表的作品大多具有新的时代特色。其中以表现长工和地主斗争的故事，关于近现代历次革命斗争的故事（如关于鸦片战争中抗英故事、太平天国故事、义和团故事、红军故事），反映劳动人民生活和智慧的故事等，影响最为显著，有一些还获得学术界的赞许。这时各少数民族的故事也得到发掘，出版了包括几十个民族作品的《中国民间故事选》（两集）（贾芝、孙剑冰编），《白族民间故事传说集》（李星华记录整理），《大凉山彝族民间故事选》（四川民研会编），藏族民间故事集《奴隶和龙女》（肖崇素整理）、《泽玛姬》（陈石峻搜集整理）等，各省、市、自治区也大多出版了本地区的民间故事选集，如北京出版了金受申编写的《北京的传说》，上海出版了赵景深主编的《龙灯》《华东民间故事集》等。可以说在20世纪50年代到60年代中期，我国民间故事的采录形成了一个高潮。但是，在部分搜集工作者中间也曾出现过把民间文学作品的教育作用、欣赏价值和科学研究价值对立起来的倾向，于是有的在整理作品时拔高传统故事的思想，有的不做忠实记录，根据片断情节就加以发挥，从而在一定程度上混淆了民间作品的记录、整理和改编、再创作的界限，损害了民间故事可贵的科学价值。
经过1966年至1976年“文化大革命”之后，文化界深入批判了那种把传统文化一律打成“封建主义”糟粕的谬论，民间文学界也吸取了过去搜集工作的经验教训，进一步扩大民间故事搜集范围，那些过去搜集不够的故事，如关于清官和历代文学艺术家的故事，各地山川风物、土特产和风俗的故事，关于仙佛等带宗教色彩的故事等，一时如雨后春笋般地发表出来。在前一阶段已注意搜集的作品，这时期又有发现，并出版了这方面的选集，如《历代农民起义传说故事选》《老一辈革命家的传说故事选》等，一些有影响的搜集工作者，这时期也出版了个人作品的选集，如董均伦、江源出版《聊斋汊子》（两集），孙剑冰出版《天牛郎配夫妻》等。民间故事家的发掘是这一时期故事采录的一项突破，故事家专集的出版（如斐永镇整理的《金德顺故事集》，张其卓、董明整理的《满族三老人故事集》，王作栋整理的《新笑府》），促进了这方面工作的进一步开展。还有，我国大多数少数民族的故事在这一时期都得到发掘，上海文艺出版社“中国少数民族民间文学丛书·故事大系”，仅第一、二辑就出版了16个民族的民间故事选，其他出版社也出版了这方面的作品，并有《少数民族机智人物故集选》、《中国少数民族神话》（上、下册）、《中国少数民族民间故事选》（上、下册）等分类综合性选集问世。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国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为了更有计划地进行民间文学作品的搜集，使之为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服务，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在国家有关部门支持下，于1984年发起编纂中国民间文学三套集成工作，提出指导此项工作的方针和原则，再一次掀起民间文学普查、采录的高潮。这次普查、采录，投入了大量的人力和物力，普查的地域、民族和采录的对象十分广泛；采录作品数量十分巨大（1984年至1990年全国采录民间故事184万多篇）；在普查中发现大批各种类型的民间故事讲述家（全国能讲50则故事以上的9900多人）；部分地区还对故事讲述者比较集中、故事蕴藏量较大的“故事村”进行了重点采录，如河北省藁城县耿村、行唐县杏庵村、湖北省丹江口市伍家沟村、重庆市巴县走马乡等，有的还编印了“故事村”作品专集。其中河北省石家庄地区和藁城县对200多户人家的耿村先后进行过8次普查，采录到4300多篇故事，编印了5册资料集。辽宁省也编印了故事家作品专集多种。集成卷本为了贯彻“三性”原则，在编辑体例上突破了过去一般故事集的格局，兼收部分优秀作品的异文，以编者“附记”的形式介绍故事的历史、民俗背景、流传地区及有关讲述情况，还采取了其他保存有关科学资料的方式（如讲述者基本情况简介、作品注释、图表、索引等）。此次集成编纂工作声势浩大，发动面广，作品甄选严格，科学性较强，因此从一开始就引起国内外民间文学界的关注，在广大人民群众中也引起强烈反响，实为我国民间文学工作历史上空前的壮举，这一次规模宏伟的采录工作，使我们对我国当代各民族民间故事的现状有了更全面、更深刻的认识。
通过“五四”以来，特别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几十年民间故事的科学采录工作，我们清楚地看到，在近现代这个历史时期，各种民间故事依然广泛流传在各族人民的口头上，活跃在各族人民的生活中。在古代，由于种种原因，很多故事只知其情节骨干（甚至仅存情节片断），具有民间生活气息、有血有肉的生动记录十分难得。在近现代人民群众的口头上，完整、生动的故事随处可见，即使是一些十分古老的体裁（如神话），同样以活生生的完整形态流传在人民之中。
我国各民族社会发展极不平衡，有些民族由于历史具体情况所致，在他们的社会和文化生活中至今还存在着神话产生和发展的肥沃土壤，流传有各种口头神话，不同民族的神话各呈异彩。例如关于天地开辟，珞巴族认为天地自开；景颇族、傈僳族、独龙族认为是神或神化的人把天地分离开来；壮族有世界树把天地撑开之说；白族、彝族、哈尼族等则传说神或某种动物死后尸体化生出世界；阿昌族、土家族、瑶族、布郎族神话则说是神创造了天地；满族则有在天地开辟过程中天宫诸神发生大战的传说。其他关于人类起源、洪水泛滥、谷物起源等神话、传说，也都流传许多不同说法，显示出各族神话幻想的丰富多样。许多民族还把一些单个情节组织成具有完整脉络的创世史诗，如瑶族的《密洛陀》、苗族的《古歌》、阿昌族的《遮帕麻与遮米麻》、拉祜族的《牡帕密帕》、羌族的《木姐珠与斗安珠》等。有的民族此种史诗还不止一部，如彝族中就流传着《梅葛》《阿细的先基》《查姆》《勒俄特依》《阿里西尼摩》等多部作品。这种创世史诗是我国各民族神话体系化的重要形式。它在古代即已出现并见于书面记录；在现代，口头流传数量之多和形式之完整，更是世界各民族神话和史诗发展史上罕见的现象。
如果从总体来看，在我国各种民间叙事体裁中，当以传说流传最为广泛，作品最为丰富，这一点早在20世纪20年代末民间文学工作者即已指出，当时中山大学《民俗周刊》的《传说专号序》就说：“中国立国之久，地方之大，传说不知有几千几万件，有的已发展而今衰落，有的还正在发展之中，材料的丰富绝不是随便可以估计。”（《民俗》第47期，1929年2月3日出版）尽管神话的生命力很强，一些优秀神话作品在社会文明高度发达的民族中仍有流传（如汉族中原地区近年发现不少神话，其他汉族地区也有少量神话），但那毕竟是一种余波，因为神话以远古时代的生活为背景，以原始思维为基础，随着社会文明的发展，原始思维逐渐削弱，许多神话日渐消失。传说这种体裁样式主要以特定的人物、事件、自然物和人工物等为对象，题材十分广泛。我国文明发达较早，历史发展波澜壮阔；地域广大，物产丰富；民族众多，生活多彩，传说的题材取之不尽。同时，传说还具有较大的适应性。它可以在原始思维的基础上展开想象，也可以根据现实生活编织情节。它可以描述著名历史人物的活动，表现对于祖国和家乡的热爱，对于英雄人物的敬仰，对于劳动技艺的赞扬；也可以用各种生动的情节解释风俗习惯、地方风物、土特产品等的来源和特点，因而不论过去的书面记载，还是现代口头流传的作品，传说的数量都是最多的。
现代口头流传的传说，有大量作品是以古代历史人物、历史事件等为题材的。一般群众进行此种作品的创作不一定直接从书面记载中取材，不一定以正史定论为依据，他们往往将本地区历史文化的遗迹同历来的口头传承结合起来编讲故事，因而许多传说常常把本地的历史、民族、宗教的因素综合在一起。如有关北京建城的传说，其中主要讲刘伯温、姚广孝等的活动；湖北一些地方流传三国时期人物的传说，大多和当地三国历史遗迹相结合；各地著名古代建筑的传说，其中多借鲁班的巧艺来赞扬劳动者自己的智慧；蓬莱、崂山等地，历来有方士、道士的活动，这些地方的著名风物，多被命名为“仙人桥”、“聚仙台”、“玉女盆”之类，即使涉及古代神话人物，在现代流传中也常常表现出地方化趋势，这种情况是我国传说不断产生、日益丰富的原因之一。
在各地区和各民族中，虚构性的故事同样十分丰富。和传说相比，故事不需要依附特定的人物、事件、地方、风俗等，它的题材和思想意义一般具有较大的普遍性。因此，如果说传说的丰富性主要表现在题材内容上，那么故事的丰富性则主要表现在它的艺术形式的多样性上。在这里有专门表现各种动物之间的纠葛的动物故事，有现实生活与神奇幻想交织而成的幻想故事，有借鬼、狐及其他精怪表现社会人情世态的作品，有据普通劳动者的生活虚构而成的情节曲折、具有幽默和诙谐特点的生活故事，有专以喜剧性手法讽刺统治阶级和人民生活中落后现象的笑话和滑稽故事，有专门表现人物机智行为和恶作剧的故事，有以隐喻的方式说明生活教训和哲理的故事，有用谜语、通俗诗歌、对联等结构而成的故事等。
近年来对民间故事进行全国性普查、采录，还使我们看到，许多故事传播的地域是很广的。例如，关于盘古、伏羲、女娲、大禹和射日、奔月、洪水等的神话，关于鲁班、诸葛亮、李白、包拯、八仙、秃尾巴老李以及牛郎织女、孟姜女、白蛇娘娘、梁山伯与祝英台等的传说，还有关于龙王龙女、老虎外婆、蛇郎、猫狗成仇、十二生肖、狐仙、呆女婿、巧女等的故事，在很多地区和民族中广泛流传。但是，在各地区和各民族民间故事中数量更为众多、更具代表性的则是本地区和本民族所特有的作品。例如，各民族大多有自己的创世神话（如鄂温克族女萨满创世神话，布朗族《顾米亚创世》，哈萨克族《萨迦甘创世》），各民族各有本民族的英雄传说（如彝族的支格阿龙，蒙古族的成吉思汗，满族的老罕王，侗族的吴勉，赫哲族的乌克定），各地区各有关于本地区和本民族特殊的宗教、风俗和物产的传说故事（如藏族《茶和盐的故事》，傣族《泼水节的传说》，水宁纳西族关于干木女神结交阿注的神话，白族关于本主的故事，满族《尼山萨满的传说》，汉族舟山群岛关于海洋动物的传说和故事，桂林山水的传说，东北地区关于人参的故事）。此外，各地区和各民族还大多有本地区和本民族的以机智著称的人物的传说和故事等。这样，我国各民族民间故事就表现出异彩纷呈而又具有许多共同因素的特点。
形成上述特点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各地区、各民族在经济、文化上长期互相依赖、互相往来，历史上的战争、自然灾害等原因造成大规模人口流动，各民族在发展过程中的分化与融合、聚居与迁徙等，都会给民间故事的交流创造很多方便条件（自然，各地区、各民族出现某些雷同的故事也有可能是它们各自独立产生的，这是一个需要具体分析和考察的问题）。但是，这些受赐于共同的民族历史的“精神行囊”和来自其他地区或民族的口传作品，不可能完全满足本地区人民的精神需求，各地区人民根据本地区民情风俗、宗教信仰、地理环境、语言特点等，创作反映本乡本土、本民族历史和反映本民族性格的故事，乃是十分自然的事。就是对那些历史上传承下来和别的地区传播而来的作品，也常常要根据本地区的生活习惯、民族心理等加以改造，因而它们同样表现出民族的差异性和地方的差异性。例如，畲族和瑶族关于盘瓠的神话有着共同的根源，但因两族分布地区、文化发展不同，盘瓠神话在现代口传中有许多相异之点。又如，关于洪水的神话传说，我国许多民族都有流传，但情况各不相同，在汉族中从古代的书面记载到现代的口传，大都以治水为核心内容，现代流传的水灾故事则着重表现惩恶扬善的主题，甚至连人物的姓名也已经性格化了（王恩——忘恩，石义——实义）。但在西南许多民族中，洪水故事大多和兄妹结婚相结合，兄妹婚后生肉团，砍碎后成为周围各民族先民；或兄妹结婚后种出葫芦，从葫芦中生出各族先民。而在大小凉山彝族和纳西族中，洪水后遗民却只有一个男性，由他到天上娶得天女为婚，再次繁衍人类等。这些差异大都有民族历史、婚姻制度、民族道德观念等的根源。其他许多广泛流传的传说和故事的类型（如望夫石型、谎粮堆型的传说，两兄弟型、田螺姑娘型的幻想故事）在不同地区不同民族中也因地方生活、关联的风物以及主人公的身份、遭遇等不同而产生程度不等的差异。至于像汉族的“四大传说”传入少数民族之后，那就更要发生一系列变化，如孟姜女和万喜良的结合，在壮族传说中变为二人因对歌而产生爱情；梁祝二人在白族中也不再是书生、小姐，而成了自己动手盖课堂、造桌椅、挑水、做饭的劳动者；他二人求学的地点，各民族说法也不相同，布依族说在贵阳，苗族说在镇远，壮族说在柳州；至于故事的结尾，除了化蝶之外，在各少数民族中还有化为孔雀、金鱼、柳树、翠竹、金佛等说法，整个故事的面貌大为改观。总之，各地区各民族的民间故事，尽管存在着各种联系，但其口头流传的形态总是富有鲜明的民族特色和地方色彩的。
近现代口头流传的故事，不仅因为横向传播和各地人民依据本地区生活进行创作等原因，显示出明显的地区的和民族的差异性，而且因为纵向的传承和时代变化的影响等，显示出历史演变和发展的轨迹。口头故事的时代不像书面创作那么容易确定，很难追寻它的具体创作年代，我们只能结合作品的内容，从一定历史时期或一定社会发展阶段着眼，看出故事发展和演变的一些线索。比如神话，从涉及人类和自然万物起源、天地开辟、洪水泛滥和人类再繁衍，到社会文明的创造和反抗天神的英雄的出现，以及创世女神演化为男性天神等，就曲折地体现着原始社会发展的某些历程，从中也可探寻出神话自身发展的轨迹。以古代历史人物为中心和以历史事件为背景的传说，尽管不一定都是人物生活年代和史事发生当时的创作，但其中多少保留了一些历史内容，具有一定的历史性，至于反映近现代历史事件和人民革命斗争的传说故事，以及“文化大革命”期间流行的讽刺“四人帮”的故事等，更是有力地反映了民间故事、传说在当代生活中生生不已的发展情况。
各种民间故事的发展并不完全表现在直接反映特定时代的生活上。有时，一个故事、一个情节或某个人物类型，由于反映了人民生活的某些基本方面，而在民间长期流传，并且形成了多种演变方式。例如识宝传说，它以持宝者和识宝者的识宝、购宝活动组成稳定的情节模式，不同时代故事的演变主要表现在构成情节模式的各个成分上。在唐宋以前和唐宋时期，故事主要讲“波斯贾胡”在我国各地识宝、购宝活动，从一个侧面反映当时中外通商的一些情况。这时期故事中的持宝者多为上层人物（官吏、富家、书生等），故事在民间进一步传播，持宝者渐渐变为一般百姓、农民、手工艺工人；宝物也不再是珠宝之类，而多为民间常见之物（如打草鞋用的石头，农家种植的瓜类，畜养的小猪、小鸡等）；识宝者的身份也变为中国人。到了近代，这个故事中采宝的人物和情节又有新的变化，出现了“洋毛子”（或称“西洋人”）、“盗宝”的传说，在传统的识宝故事模式中注入中国人民对帝国主义侵略和掠夺的憎恶和抗争，故事也因之获得新的生机。又如孟姜女传说，它的流传演变方式和识宝传说又有不同，在长期流传过程中人物和基本情节几经转变（特别是由杞梁妻到孟姜女故事的大转变），而一直流传至今。牛郎织女故事，则由《诗经》中关于牵牛、织女二星名称开始，在魏晋南北朝时形成牛郎织女婚后一年一度相会的格局，此后在流传中继续演变，现代口传又吸收了两兄弟故事和天鹅处女型故事的部分情节，整个故事沿着由简到繁、逐渐丰富的道路久传不衰。鲁班的传说从春秋末期开始出现，但鲁班作为巧匠的基本性格特征一直保持不变，他的传说的发展演变主要通过各种故事的增多，逐渐把历史人物变为箭垛式传说人物，并在现代和各地古代建筑联系在一起，流布的范围继续扩大。西王母故事的演变则是另一种情形，她的身份、职能屡经改变。在《山海经》中西王母是一位女神，“其状如人，豹尾，虎齿”，职掌瘟疫和刑罚。到《汉武帝内传》她被描写为年三十许、“容貌绝世”的女仙，还把三千年结果的蟠桃赐给武帝。后来她进一步成了女仙领袖，称为王母娘娘，作为玉皇大帝的配偶，经常在口头故事传说中出现。
由于时代发展，古代作品中的某些因素逐渐淡化，致使体裁发生转化，这也是民间叙事创作发展演变的一种方式。如古代一些表现图腾崇拜的神话，在流传过程中图腾观念逐渐消失，演变为人和异类婚配的传说或幻想故事。某些神话、动物故事在流传过程中衍化成寓言，也属于这种情况。还有，某些类型，古代记载视为传说，强调人物姓名、地点等细节的“真实”，而在现代口传中这些成分则变得比较模糊，而突出故事情节的曲折和生动，从而转化为虚构的故事。如清代《墨馀录》所记《石洞绣鞋》，确切记述孽龙所居的石洞在终南山秦岭之下，孽龙所掠之女子为唐代某公主；还说至清代乾隆三十年夏间，有人还在该石洞中寻得一只绣鞋云云。这些“确凿无疑”的记事，其用意不外加强作品的可信性。但现代口传的云中落绣鞋型幻想故事，对文献中那些确切的细节就不屑一顾，其中情节的曲折性却大为增加了。当然，相反的情况也可见到，即虚构的故事在传承过程中被“落实”到某个地方，衍化为解释地方风物的传说等。由此可见，现代民间故事活在人民群众的日常生活和口碑之中，它的许多方面（从作品的情节、人物到作品的体裁特征等）都经常处在运动变化之中，而这正是口头故事生命力的表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