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概述
这一时期少数民族文学的发展，也走过了曲折的道路。20世纪50年代后期，在一些少数民族地区出现了反右派斗争和反地方民族主义斗争的扩大化现象，混淆了文艺问题和政治问题、正常的民族感情和地方民族主义的界限，打击了许多少数民族文艺干部和少数民族作家，使得少数民族文学事业的发展受到比较严重的挫折。但是由于党和政府对发展少数民族地区的经济文化事业给予特别的关注，少数民族文学在这一时期内仍得到了很大的发展，特别是在民族民间文学工作方面，取得了显著成绩。大规模地发掘民族民间文学的宝贵遗产，吸取民族民间文学优良传统，创造具有浓郁民族特色的新文学，成为本时期少数民族文学发展的主要特点。
1958年，党中央倡导在全国开展采风活动，《人民日报》先后发表了《大规模搜集全国民歌》《加强民间文艺工作》等社论。同年7月，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在北京召开了第一次全国民间文学工作者大会，确定了“全面搜集，重点整理，大力推广，加强研究”的方针，为各地开展民族民间文学工作指明了正确方向。大会还要求有关省和民族自治区积极抓好“三选一史”（民歌选、民间故事选、长篇叙事诗选、少数民族文学史）的工作。在这次大会和全国普遍开展的采风活动的推动下，各兄弟民族搜集整理民间文学和编写民族文学史的活动蓬勃开展起来，取得了丰富成果。1960年8月，在中国作家协会第三次扩大理事会会议上，老舍作了《关于少数民族文学工作的报告》，着重从各少数民族新文学的兴起与文学队伍的成长，搜集整理古典和民间文学作品、批判地继承文学遗产两方面，总结了发展少数民族文学的成绩，提出了壮大队伍、培养新人，继续大力发掘、搜集整理古典的和民间的文学作品，大力开展文学交流、互相学习等任务和具体建议，对促进我国少数民族文学的发展起了积极推动作用。
这个时期，少数民族文学队伍继续扩大。据1959年年底统计，参加中国作家协会总会和地方分会的少数民族的作家、诗人和评论家，已达到二百多人。不少地区还创办了发表少数民族文学作品的刊物。这些少数民族作家的作品，不但在创作的数量上有了很大发展，而且在思想内容上和艺术表现上，大都有自己的鲜明特色，达到了较高的水平。
在诗歌创作方面，少数民族诗歌对我国新诗的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1958年前后，许多具有诗歌传统的少数民族地区，涌现出了大量富有革命激情和民族特色的诗歌作品。少数民族诗人采取本民族优美的诗歌形式，怀着按捺不住的激情歌唱新生活，纷纷在诗坛上崭露头角，造成了社会主义诗歌园地五彩缤纷的活跃景象。这一时期受到全国各族读者喜爱的作品，有蒙古族纳·赛音朝克图的长诗《狂欢之夜》，巴·布林贝赫的诗集《生命的礼花》，朝鲜族金哲的诗集《边疆的心》，维吾尔族铁衣甫江·艾里耶夫的诗集《祖国礼赞》，仫佬族包玉堂的诗集《歌唱我的民族》，白族张长的诗集《澜沧江之歌》，藏族饶阶巴桑的诗集《草原集》，土家族汪承栋的诗集《从五指山到天山》等。云南傣族三位老歌手康朗英、康朗甩和波玉温的诗作尤为引人注目，他们不仅合著了抒情短诗集《三个傣族歌手唱北京》，还分别创作了长诗《流沙河之歌》《傣家人之歌》和《彩虹》，焕发出具有深厚民族传统的傣族诗歌的特殊光彩。《流沙河之歌》作为傣族第一部歌唱社会主义新生活的抒情长诗，引起了热烈反响。
少数民族的小说、散文创作，也有进一步发展。它们以新颖的题材、引人入胜的情节、独特的人物形象和鲜明的民族风格，别树一帜，赢得了读者的赞扬。短篇小说的成就，在人民文学出版社编选出版的《新生活的光辉》集子中，得到了集中反映。全书共选入十个兄弟民族的十九位作者的四十六篇作品，大部分是1956年以来的短篇佳作。在小说集中，兄弟民族的作家们在我们面前展现了一连串激动人心的新生活图景，表现出强烈的时代精神和鲜明的民族特色。此外，经过几年的积累，一批文学新人的短篇小说集也陆续问世，如白族杨苏的《没有织完的统裙》，哈萨克族郝斯力汗的《起点》，蒙古族敖德斯尔的《遥远的戈壁》，朝鲜族李根全的《果树开花的时候》等。在20世纪50年代中期才开始出现的长篇小说，优秀之作不断涌现。后来又出现了壮族陆地的《美丽的南方》，蒙古族扎拉嘎胡的《红路》等。彝族李乔的反映彝族斗争生活的长篇小说《欢笑的金沙江》，1955年完成了第一部《醒了的土地》，本时期内又出版了第二部《早来的春天》和第三部《呼啸的山风》。它是一部以宏大的篇幅和有力的笔触描写一个少数民族从黑暗的奴隶制走向社会主义新时代的历史巨变的优秀作品。
少数民族戏剧，也有不少可喜的新作涌现。蒙古族超克图纳仁表现草原牧民英勇斗争事迹的话剧《金鹰》，曾被搬上银幕。壮族作者集体创作的歌剧《刘三姐》，更是名盛一时的优秀剧目。
搜集整理少数民族民间文学遗产的工作，不但收获很大，而且影响深远。以云南为例，1958年云南省委宣传部、作协分会和高等学校师生组成调查队，分别到大理、德宏、西双版纳等地区，对白、傣、纳西、彝、壮、苗、哈尼七个民族的民间文学进行调查与搜集，历时半载，收获甚大，共得作品十余万件，其中有价值的长诗就有六十多部。此外，广西、青海、黑龙江、湖南、福建等地对本地区的民族民间文学也进行了调查和搜集。在此基础上，编写出文学史或文学发展概况，其中《白族文学史》《纳西族文学史》和《广西壮族文学》已经出版。编写少数民族文学史，在我国历史上是第一次。这项工作对于我国文学事业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这个时期搜集整理、出版的民族民间文学作品，无论数量和质量，都大大超过了前一时期。正如老舍所赞赏的那样：“说到各民族的文学遗产，我们就不能不惊喜：我们发现了多少优美的史诗啊！民间故事呢，更是五光十色，丰富多彩！各民族的叙事诗与抒情诗不但在语言、格律上使我们耳目一新，它们的精妙设喻与想象也给予我们一种新鲜的艺术享受！”[2]在各族民间故事的整理出版方面，1960年前后，作家出版社出版了贾芝、孙剑冰编选的《中国民间故事选》（两集），选录了近四十个民族的故事二百五十篇，显示了各族民间故事的思想与艺术光彩。贾芝在《中国民间故事选》第二集的代序《民间故事的魅力》一文中热情赞叹道：“这些作品在艺术上也是经过了时间的考验，经过了人们的千锤百炼的，它们是人民群众不断地一再剪裁补充、琢磨加工的结果。劳动人民在生活中所认识到的真理，他们的经验和智慧，凝结在完美的形式中。作品中生动的艺术形象和它的感人的内容取得了完美的统一，这就使作品闪出了劳动人民的智慧的光彩，具有俘虏听众的魅力。”
少数民族的民间诗歌，琳琅满目，目不暇接。以长篇史诗和叙事诗而论，就发掘出了彝族的《梅葛》，纳西族的《创世记》，傣族的《召树屯》《娥并与桑洛》，壮族的《布伯》，回族的《马五哥与尕豆妹》等。最值得注意的，是藏族史诗《格萨尔》和蒙古族史诗《格斯尔传》的发掘整理。
《格萨尔》是一部藏族人民世代相传的说唱体英雄史诗，它以口头和手抄本并行的方式流传在我国青海、西藏、四川、云南、甘肃、内蒙古等地区的广大藏、蒙两族人民中间。据调查，现在流传的本子共有六十多部，百余万行，一千余万字。史诗以岭国之王格萨尔南征北战、抑强扶弱、降妖伏魔、爱国保民的事迹为中心，塑造了格萨尔及其他藏族英雄的形象，规模宏伟壮观，内容丰富多彩。它对于古代藏族部族联盟国家的社会生活，人民的思想、愿望、道德、风尚等，都作了广阔而富有诗意的描绘。作品中有惊心动魄的战争场景，也有缠绵悱恻的爱情插曲；有为国捐躯的壮烈，也有失去亲人的悲痛；有奇异的神话，也有处世的格言；故事情节曲折跌宕，叙事抒情生动有力，令人神往。主人公格萨尔既是神通广大、所向无敌的英雄，又是亲近群众的人民的儿子。这部大约产生在十一世纪的史诗，是古代藏族人民生活的“百科全书”。像这种类型的英雄史诗，在世界上也是罕见的。外国学者早就注意到了这部作品，把它誉为亚洲的《伊利亚特》，列入了世界文学宝库。青海省文联成立民族民间文学研究组，从1958年开始搜集、翻译和整理，1962年出版了《格萨尔》的《霍岭大战》部分，使人们初步看到了这部伟大史诗的面貌。
在内蒙古，同样广泛流传着与《格萨尔》相类似的英雄史诗《格斯尔传》。蒙古族著名民间诗人琶杰的长篇叙事诗《英雄的格斯尔可汗》就是根据《格斯尔传》第四章创作的。蒙文版的《格斯尔传》，早在1716年就在北京问世，但流传下来的只有前七卷。1954年又在北京发现了后六卷。1955年由内蒙古人民出版社重印出版。1960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了它的汉译本。它的内容与《格萨尔》相近。有关学者将蒙文《格斯尔传》和藏文《格萨尔》进行比较研究，初步认定《格斯尔传》渊源于《格萨尔》，其内容有的直接译自《格萨尔》，有的依据《格萨尔》而有所加工、发展，使史诗的蒙古族气息和特点更为浓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