审美快感的形成

以上讲了民间故事美感的几个方面。那么，讲述和听取民间故事，是怎样在人们的心理上形成审美的愉悦之感，使人们如醉如痴、乐此不倦的呢？这一奥秘，还须做进一步探索。

有关审美心理学著作告诉我们，人的内在情感生活与外部事物结构之间，存在某种“同形”或“同构”。艺术作品的审美快感即由此而生。

人的内在的生命力，具有种种基本的表现，它在与种种不同的外部事物遭遇的时候，会作出种种不同的反应。假如外部事物是一种类生命的结构，即具有动态平衡的结构，它作出的反应便是迅速的、强烈的和愉快的。这样一种反应本质上是一种契合和一种拥抱，是灵魂同自己的对话，是对自我之本质的发现。如果外部事物是一种“死”的结构，一点也不具有生命的活力，它的反应就十分微弱，更谈不上愉快。如果外部事物是一种异己的结构，它看上去就讨厌，甚至听而不闻、观而不见（这同科学认识不同，科学认识就是向未知的领域进军）。

这种愉快感的产生，不是因为见到了自己熟悉的东西，而是这种类生命的结构在瞬间展示出生命的整体和全过程，通过同构和共鸣的作用，使主体在极短的时间内经历了生命体毕生可能经历的欢乐。假如眼前是一件艺术品，它对生命的动态平衡和人生总的奋斗过程的展示就更加集中、完整和连续，因而在同艺术品遭遇时，人们一般不假思索，即刻便进入了愉快的审美状态。

总之，审美的愉快产生于生命的自我发现，任何事物，只要呈现出生命的表现，只要我们从中看见生命的动态平衡和奋求过程，就能造成审美的愉快。^[16]

民间故事这种口头语言艺术作品，虽具有极丰富多样的内容和形式，也可以运用科学方法，从中抽象概括出它们的基本结构形式。国内外已有不少学者做过这方面的尝试，如法国结构主义文学批评家格雷马斯，在《论意义》一书中就曾将普洛普提出的民间故事的31个功能加以简化，寻找出它们的二元对立关系，提出民间故事的三种普遍结构形式是：一、契约结构（建立和破坏契约）；二、执行结构（考验、斗争）；三、分离结构（出发、追回）。美国民俗学家邓迪斯在《结构主义与民俗学》一文中，概述结构主义学者对神话、传说及故事的研究成果时，也告诉我们，对立的结构形式在这些叙事体裁中具有普遍意义，“不仅神话是由组成对立和企图消除对立两方面组成的，而且所有的民间传说形式都是这样组成的”。这种结构形式，体现出自然界和社会生活发展的对立统一规律。在这样的结构形式中，都是由主人公以自己的积极行动，打破生活的旧的平衡，建立新的平衡，体现出“动态平衡”的原则。

民间故事的这种深层结构和旧时代喜好民间故事的民众心理，正好取得了契合、共鸣，实现了异质同构。

旧时代的民间故事讲述家，大都不是以讲故事为生活职业，而是从小就喜爱故事、迷恋故事，在故事活动中自发成长起来的。他们的境遇常常是贫苦而又孤寂。他们在这样的环境中喜爱以听讲故事来消除孤寂，尤其渴望从故事中获得精神享受。他们平时在内心深处就潜藏着希望“穷人得济”，“坏人得祸，好人多福”，以及战胜灾害、消除压迫、建立美满幸福生活的理想愿望。民间故事的情节结构正好与他们的心理结构相一致。一个只要一会儿工夫就能讲完的童话故事，却可以把一个小伙子从贫苦走向幸福的过程，集中而鲜明地展现在人们眼前，“使主体在极短的时间内经历生命体毕生可能经历的欢乐”，这时，内心的愉悦便不禁油然而生了。许多人不只是为他人讲故事，还为自娱自乐而讲故事。例如，辽宁的一个女故事家李明，在患有神经官能症，夜晚难以入睡的情况下，就常常自己给自己讲故事以求慰藉。而且，故事中的美好境界都是由主人公以自己勤劳勇敢的行为奋斗而来，所激起的是人们劳动斗争、奋力进取的欢乐。这种审美愉悦同劳动人民的淳朴道德相融合，便有了积极教育作用。

由于审美快感的产生，同审美主体的心态有关，所以处于不同时代和不同民族与地区的人们，对民间故事的欣赏就有了选择性。为这一部分人所喜爱、能引起他们审美快感的故事，另一部分人听了可能会格格不入。广西三江侗族自治县有一个故事之家，几代人对故事的爱好就很不一样。杨雄新老人喜爱讲侗族的神话、传说故事，表现出他对本民族历史、传说文化追根溯源的愿望。杨正群是新中国成立后长大的，小时候就对父亲所讲的那些神话、传说不怎么感兴趣，却总是围着寨上的其他老人听故事，后来自己也学会了讲故事，他最喜爱的是具有幽默风趣特点的笑话和机智人物故事等。杨群凤则和她的哥哥不同，“她在感受一种无形的、朦胧而又是理想的爱情，爱情故事能使她从中获得快感”，所以她特别爱听爱讲爱情故事。总之，他们各人所喜爱的都是与自己“心理状态产生某种默契的故事”^[17]。由此可见，欣赏故事的快感来自故事的深层结构同人们心理结构的自然契合，使人们从故事中发现了自己，感受到了生命的活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