壮族的歌剧《刘三姐》
歌剧《刘三姐》，是广西壮族自治区文艺工作者1960年的集体创作。1959年，柳州市的文艺工作者，为了创作向新中国成立十周年献礼的作品，深入民间，广泛搜集有关刘三姐的传说和山歌。经过去芜存菁，选择并突出了刘三姐同封建地主阶级作斗争的主题，创作了彩调《刘三姐》。此剧一经演出，即深受群众喜爱，产生了热烈的反响。1960年4月，自治区举行《刘三姐》会演，各地剧团演出了十多个不同剧种、不同风格的《刘三姐》。会演后，由黄勇刹等执笔，以彩调《刘三姐》为基础，吸收各剧本的优点，改写成现在的歌剧《刘三姐》[7]。同年夏到北京演出，受到广泛好评。诗人和文艺理论家何其芳称誉它是“一个少见的成功的戏”[8]。戏剧家欧阳予倩也肯定它“是一出又新又美的好戏”[9]。
刘三姐是壮族民间传说中的著名女歌手，剧本《刘三姐》写的就是她以唱山歌的方式同地主作斗争的事迹。刘三姐性格中最突出的特点是聪明、勇敢、乐观。她善于唱歌，具有即兴创作山歌的才能，她自豪地唱道：“一把芝麻撤上天，/我有山歌万万千，/唱到京城打回转，/回来还唱十把年。”她不畏强暴、勇敢坚强，敢于向一切邪恶势力作斗争，“上山有棍打得蛇，/下水有网捉得鳖；/有理敢把皇帝骂，/管你老爷不老爷”。尽管反动统治阶级的力量是强大的，但她相信群众的力量与智慧，具有压倒敌人的豪迈气概。“富人少来穷人多，/锁住苍龙怕什么；/剥掉龙鳞当瓦盖，/砍下龙头垫柱脚；/智不穷来力不尽，/敢对龙王动干戈”，就是这种壮志豪情的自然流露。传说中刘三姐的主要特点只是会唱歌，剧本把她的这一特点和她对地主的斗争紧密联系起来，在斗争中展现她的思想性格的各个侧面。莫海仁要霸占茶山，刘三姐唱山歌骂老爷，带头抗争；莫海仁妄图把她变成“笼中鸟”，刘三姐以“对歌”的方式揭穿了他的险恶用心；莫海仁勾结官府实行禁歌，刘三姐则针锋相对地摆下“歌阵”，予以回击。这样，就使刘三姐的性格具有了更深刻的社会意义，闪耀出新的光彩。
《刘三姐》剧本的突出思想意义，在于它通过刘三姐的形象强有力地表现了劳动人民的力量和气概。人们从剧中可以鲜明地感受到：劳动人民的反抗、勇敢、智慧和团结，压倒了剥削阶级的一切威胁利诱，一切阴谋诡计，从而起到了长劳动人民志气，灭剥削阶级威风的鼓舞作用。这是它为广大群众所喜爱的根本原因。
民间传说中的刘三姐，是一个理想化的形象。剧本一方面把她置于阶级斗争的背景上来刻画她的斗争精神，另一方面又保持了传说中的浪漫主义色彩。这主要表现在对民歌的作用和力量的夸张上。旧社会的民歌是有作为劳动人民斗争的武器的作用的，旧社会的统治者也的确有过禁止唱歌和迫害歌手的事实，但像《刘三姐》这样来表现民歌的作用和力量，说山歌具有“唱得穷人哈哈笑，唱得财主打哆嗦”的威力，山歌手成了组织和鼓舞劳动人民反抗压迫剥削的英雄，显然是出于夸张。这种夸张不仅有一定的现实基础，而且相当有分寸，并没有把威力夸张到可以置敌人于死地的地步，最后还是小牛一箭射落莫海仁的帽子，才掩护刘三姐逃走。剧本通过刘三姐用山歌压倒莫海仁的情节，着重表现劳动人民是怎样在精神上压倒敌人的，这种斗争的胜利具有象征性。在我国当代文学中，表现农村阶级斗争，歌颂农民对地主斗争的胜利的作品很多，但吸取民间文学的优秀成果，从唱山歌的角度来反映这一斗争，把农民的力量和智慧集中在一位民歌手身上，通过同剥削阶级的代表人物反复较量而取得大快人心的胜利的作品，却只有《刘三姐》这一部。因而它格外值得我们珍视。
何其芳指出，《刘三姐》“不是那种内容很深厚的反映了广阔而复杂的生活的戏，然而它却是一个思想和艺术达到了较高的统一的优美的戏”[10]。它在艺术上的优美动人，主要表现在以下两方面：
首先是情节结构的生动完整。整出戏的情节都紧紧环绕着一个“歌”字发展，由此来展开戏剧冲突。《投亲》《护山》是矛盾冲突的开始，《拒婚》《对歌》和《抗禁》是矛盾冲突的发展。一面是刘三姐以富有反抗斗争精神的歌来鼓舞乡亲，打击地主的嚣张气焰；一面是地主阶级的代表人物用软硬兼施的手段千方百计迫害刘三姐，妄图消灭她的“反歌”，斗争一浪高过一浪。到歌圩抗禁一场，刘三姐串连众姐妹，在乡亲们的掩护下，以传伞分身的方式，同前来禁歌的地主狗腿和官兵巧妙周旋，以致“锣鼓越敲声越响，/山歌越禁歌越多”，达到斗争的高潮，造成激动人心的效果。它开头写刘三姐从别处因受压迫而来，最后又因受压迫而去；来时在滩险湾多的江上放歌，表现了她的性格特点，引起了观众的注意，去时是群众在江边送她乘风破浪去传反抗和斗争的歌，最后人去了，却给观众留下想象的余地。精心构成的戏剧冲突，巧妙安排的开头和结尾，使它成为一个笼罩在优美的抒情气氛之中的有机体，显得艺术上很完整，具有一种单纯美，一种使人看了还想再看的特殊魅力。
其次是语言精美动人。歌词形象鲜明，情趣丰富，既有民歌的抒情性，又切合戏剧冲突中的人物性格，可谓字字珠玑。如：
莫夸财主家豪富，
财主心肠比蛇毒，
塘边洗手鱼也死，
路过青山树也枯。
用夸张的诗句，把地主的狠毒刻画得入木三分，字里行间，渗透着刘三姐对剥削阶级的无比憎恨，带着鲜明的感情色彩。又如：
大路不平众人踩，
情理不合众人抬；
横梁不正刀斧砍，
管你是斜还是歪。
用精炼而朴实的比喻，抒发主人公敢于斗争、无所畏惧的精神，人物形象跃然纸上，呼之欲出。再如：
别处财主要我死，
这里财主要我活；
往日只见锅煮饭，
今天看见饭煮锅。
用民间流传的“古怪歌”的形式来揭露和讽刺地主的假仁假义，表达出对剥削阶级的深刻仇恨，既尖锐有力又生动活泼，寓庄于谐，妙趣横生。
《刘三姐》中还有十分优美动人的情歌，如：
风吹云动天不动，
水推船移岸不移，
刀切莲藕丝不断，
斧砍江水水不离。
用一系列从生活中吸取的新鲜活泼的形象，巧妙地构成比喻，表达生死不渝的爱情，含蓄深沉，富有诗意。
总的说来，《刘三姐》歌词的特点是：“朴素而不单调，瑰丽而不雕砌，明朗而不浅露，含蓄而不晦涩。朴素和瑰丽，明朗和含蓄，这些看来似乎对立的概念，在这里，全为壮族人民熔于一炉，变成浑然一体，有如青与红染出了色彩鲜艳但却调和的苹果。”[11]
《刘三姐》的歌词，主要不是由剧作者来创作，而是大量利用和改编已有的民歌。在新编的歌词中，有些比较粗糙，比不上原来那些民歌歌词，但大部分还是具有民歌风味，全剧的语言风格是统一和谐的。如“只有嘴巴抢不去，留着还要唱山歌”，“不是路边闲花草，她是高山红辣椒”等句子，如果剧作者不说它们是新编的，谁看得出和民歌有什么区别呢？由于《刘三姐》主要利用民歌来作为歌词，正如闻捷在《红装素裹》一文中所说，这些歌词“如果连贯地一气读去，就其总的规模和所反映的时代特色而言，可以置于古代著名的乐府长歌之列而不逊色；如果分别开来吟咏，其中有些段落和诗句，也可以与古代优秀的绝句相媲美”。
《刘三姐》的成功，同剧作者认真地向民间文学学习，努力吸取民间文学成果是分不开的。在广西一带，广泛流传着关于“歌仙”刘三姐的传说故事。在口头传说与文字记载中，对刘三姐的事迹有种种不同的说法。主要的一种说法是，刘三姐是唐朝岭南地区苗、瑶、壮各少数民族民歌的祖师。她到处造歌、传歌，歌无敌手，最后被封建势力所杀害。人们不愿意自己所喜爱的人物遭到悲惨的结局，便生发出她与白鹤秀才对歌，最后在山上化为石人，或者被杀害后又活转来，骑上鲤鱼飞天成仙的美丽想象。据学者们的研究结果，刘三姐并非实有其人，这个故事和孟姜女等传说一样，“同属于取材广泛社会生活而经过一定虚构之民间口头创作”[12]。剧本取材于这个古老而优美的民间传说，而又加以发展提高。传说没有形成完整的故事，只有关于刘三姐事迹的片断，剧本以农民和地主之间的矛盾为背景，创造了“护山”“对歌”“抗禁”“传歌”等具有典型意义的戏剧情节，有力地揭示出人物的性格特征和作品的主题；传说的结尾多处理成为爱情悲剧，剧本以她千里传歌而来又乘风破浪传歌而去作结，情调更高昂，艺术上也更为完整。这样，剧本中刘三姐的形象，不仅具有民间口头传说的光彩，而且反映出时代特点。
剧本也有美中不足之处，如对刘二、小牛等次要人物的描写还比较单薄，刘三姐和小牛的爱情生活的穿插还不够自然协调等。现在的本子经过修订，已有很大改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