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国民众的讲故事活动
口头讲述故事，是劳动人民文艺生活的一个重要方面，它遍及世界各国，延伸于从古到今的整个人类历史进程之中。
英国著名小说家爱德华·摩根·福斯特在《小说面面观》这部被西方文艺界誉为“20世纪分析小说艺术的经典之作”中，认为小说的基本面就是故事，并追溯了故事活动的起源。他认为：
故事在远古时代就已经出现，可以追溯到新石器时代，以至旧石器时代。从当时尼安得塔尔人的头骨形状，便可判断他已听讲故事了。当时的听众是一群围着篝火在听得入神、连打呵欠的原始人。这些被大毛象或犀牛弄得精疲力竭的人，只有故事的悬宕才能使他们不致入睡。因为讲故事者老在用深沉的声调提出：以后又发生了什么事呢？一旦听众能猜到以后会发生什么事时，他们不是昏昏入睡，便是将讲故事的人杀掉。
这古老的情景只能是出于大胆推测。可是近现代各国民众的听讲故事活动，却可以从有关著述中找到翔实的记载。
英国学者描述非洲大陆讲述故事的情景道：
在非洲，当人们闲下来的时候，至今还保存着一种讲故事的习惯。每当日落西山，燃起傍晚的篝火，牛群已去休息，渔网也在外面晾起来的时候，这时，不论是远在埃塞俄比亚的高山之上，还是在大海冲洗着的象牙海岸边的一杯棕榄美酒旁，还是在开普敦老马来区的贫民窟和茅草镇之中，人们都在讲述着故事。故事一代一代地从祖母传给孙女，从父亲传给儿孙。
在莫桑比克恬静的海岸上，越过村庄，穿过山谷，径到山顶上苏阿希里的村落之中，一直到很晚你都能听见人们谈笑、歌唱和讲述故事的声音。再走近些，在一片昏暗之中你还会看到那一群环绕着篝火的人群，孩子们的眼睛里闪射着篝火的光亮，倾听着老人们讲述故事。[1]
美洲印第安人的生活方式虽然同非洲人相去甚远，人们对口头故事的喜好却是一致的。美国专门研究印第安人口头文学的学者杰罗尔德·拉姆齐对此有生动描写：
在寒冬的夜晚，俄勒冈北疆的哥伦比亚河两岸，可以见到这样的情景：棚屋的外面，大雪随风而降，使独木舟、捕鱼台、晒物架以及沿哥伦比亚河东西延伸和伸张到内陆南方的小径上都铺上了银装。在棚屋的里面，火堆中散发出辛辣的烟味，隐隐地还可以闻到食物的味道；这些食物都是入冬之前采集捕获到的，然后晒干，熏烤，再贮藏在棚屋的角落里或挂在顶柱上。这里是一派严冬的景象，人们无法做别的事，只好呆在家里避寒。这个季节正是讲故事的时光，也就是述说远古时代的凯欧蒂（小狼）、小浣熊和萨金格兰首领又返回人间的时刻。到了夏季，人们便外出采集食物，如果夏季也呆在屋里讲故事，他们就会被响尾蛇咬伤或把嘴巴扭歪。但是，此刻正是众人围坐在一起听传说故事的时候。
等过一会儿，一个老奶奶走进棚屋，蹲在火堆旁边，她大口地吐唾液，围坐的人们都皱起了眉头。老妇人又吐了一口，便接着说：“我讲完故事，你们给我点什么好处呢？”
有人说：“给你橡树果。”
老妇人吐了一口唾沫，说：“这不行。”
另一个人说：“我给你干红柳烟叶抽。”
这时，又有一个人抱着希望说：“我给你肉干，外加越橘，怎么样？”
“啊，这还不错。”老妇人直盯着火堆，开始讲了起来；外面的风雪使她的声音显得很弱。“凯欧蒂又要显灵了，当他来到大河（哥伦比亚河）口的时候……”[2]
阿拉伯世界也盛行讲故事活动。下面是《阿拉伯一伊斯兰文化史》这部著名历史学著作中对伊斯兰教兴起后，这种文化活动发展情形的记述：
讲述故事时，讲述者坐在礼拜寺中，群众团团地围着他。讲述者先叫大家赞诵安拉，然后或讲述历史，或讲述各国的故事，或讲述神话等等，讲述的材料在于能激起听众的感情，而不问其真伪。据赖易斯·赛德说：“那时公开的讲述，分普通故事和特殊故事两种。普通的讲述在于说教劝人与颂扬安拉，其实这一类的讲述，讲者与听者都是厌恶的。特殊的讲述，开始于哈里发穆尔威雅时代，讲述者也是由哈里发委派，讲述者在晨礼之后，先颂扬安拉，赞念穆圣，而后为哈里发以及人民、侍众、士兵等祈福，最后诅咒敌人，诅咒多神教徒。”
故事很能适合一般人的口味，所以发展最快。
讲述故事的事业，日渐发展，后来竟成了正式的事业，凡讲述故事的人，都由政府正式委派，并给以薪俸，成为政府人员。根据肯迪的《法官传记》的记载，法官兼讲述者的居多。
关于欧洲人喜爱口头故事的情况，我们可以举出俄国作为例子。开也夫在《俄罗斯人民口头创作》中做过这样的介绍：
在最近两三个世纪里，故事主要是流传在农民中间。但是，大家都知道，在古代，它们也在别的社会阶层（商人，达官贵族，公爵和沙皇的宫廷）的生活中占有一定的地位。
教会千方百计地防止“口头故事”流传。尽管这样，故事仍然像流传在下层居民阶层的生活中一样，继续流传在俄国贵族阶级的生活中。伊凡雷帝没有故事就不能入睡，有三个盲老人讲故事给他听。沙皇华西里·舒依斯基曾经有一个善谈者伊凡。别的沙皇的某些讲故事人的名字也是很著名的。在沙皇的讲故事人中曾经有“监督者”，以防备万一讲故事人自己发呆偷懒。甚至离这很久（在18世纪），还保留着在沙皇宫廷里雇有讲故事人的惯例。高级的和中级的贵族同样也养有讲故事人。
在亚洲大陆上的中国及其邻国，不论是印度、缅甸还是日本、朝鲜，讲故事的风气同样十分盛行。下面是日本学者对过去黑岛地方新年前后讲故事活动的记述：
新年到来的时候，从六岁到八九岁的孩子们，到老年人家里去拜访听“讲古”，这已成为一种习惯。
山村小旅店的听讲民间故事日是与正月初七相同的正月十四日，即是小正月的夜晚（日本旧历正月十五日到十六日称为小正月——译者）。这一天，孩子们事先要父母给做好江米团子和酱肉，作为到讲故事老人跟前赠送的礼物。每当这个时候，有一种习俗叫作“帽盔”（日本的一种头上的顶戴物——译者），孩子们多数是抱着父母的衣服去，正好把它包在脑袋上，随心所欲地躺着听。关于这类讲述者的资格，不论男女，只要是年岁大的人都可担任，以故事讲得最丰富为最上。
类似小旅店这样的，孩子们自己找来、集聚起来听讲故事的人家有三四处。[3]
中国民众中的讲故事活动，以多种形式展开。最流行的一种是在日常生活和生产劳动的空闲时间，由会讲故事的人即兴讲述。新疆锡伯族居住地区的情况较有代表性，正如忠录在《锡伯族民间文学简介》中所说：
在锡伯族广大农村，人们在田野劳动的间隙，在刮大风、下大雨而不能出工时，在干完一天的活回到家里时，就三五成堆地坐在一起讲故事。他们或一个人讲给大家听，或大家轮流讲。
许多锡伯人的家庭，因其成员中有会讲故事的老奶奶或老爷爷而受人钦佩。这些老人，常常给自己一家人，或给左邻右舍的故事迷们讲故事。乡亲们称他们为“故事爷爷”或“故事奶奶”，在全村都有名望。尤其是在北方漫长冬季的农闲季节，讲故事、听故事的活动更为频繁。
这种讲述方式随便、自然，无所拘束，可以把故事讲得格外生动传神。本书前已提及，过去的老百姓并不把这种活动叫作讲故事，而给予它以各式各样的名称，如“讲经”、“讲古话”、“摆龙门阵”、“说瞎话”、“说白话”、“说大头天话”等。讲说的内容不仅有故事，还有神话、传说以及其他见闻。在这种情况下讲说的故事，是最朴素自然的民间口头文学。
中国的故事活动，还以“说书”的形式在城乡流行。说书实际上是说故事，只是讲说者为职业艺人，讲说活动具有艺术表演的特点，艺术上对朴素的民间故事是一种提高罢了。农村说书，在南方有说“善书”的习俗。郭沫若回忆自己童年生活时曾描述过它的情景：
我们乡下每每有讲“圣谕”的先生来讲些忠孝节义的善书。这些善书大抵都是我们民间的传说。讲述的体裁是由说白和唱口合成，很像弹词，但又不十分像弹词。这些东西假如有人肯把它们收集起来，加以整理和修饰，或者可以产生些现成的民间文学吧。
在街门口由三张方桌品字形搭成一座高台，台上点着香烛，供着一道“圣谕”的牌位。在下边的右手一张桌上放着一张靠椅，有时是两人合演时候，便左右放一张。讲“圣谕”的先生到了宣讲的时候了，朝衣朝冠地向着“圣谕”牌磕四个响头，再立着拖长声音念出十条“圣谕”，然后再登上座位说起书来。说法是照本宣科，十分单纯的；凡是唱的地方总要拖长声音唱，特别是悲哀的时候要带着哭声。有的参加些金钟和鱼筒（渔鼓）、简板之类，以助腔调。
这种很单纯的说书，是乡下人很喜欢的一种娱乐，他们立在“圣谕”台前要听两三个钟头，讲得好的可以把人的眼泪讲出来。[4]
善书流行于湖北、湖南、四川等南方农村，它是配合宣讲“圣谕”而兴起的一种讲故事活动，明清以来格外盛行，或称“宣讲”，或称“宣卷”，或称“说善书”。它大约从唐代寺院里和尚的“俗讲”发展而来，本来是为宣传宗教和封建礼教服务的一种文艺活动，后来也广泛吸取民间传说故事，被人称为是“带表演性质坐下来叙述的善恶故事”[5]，内容和形式朝着民众所喜闻乐见的方向演进，成为中国农村故事文学的一个重要品种。
城镇里的说书活动，由来已久。最先不叫说书，而叫“说话”，“话”就是故事的意思。隋代侯白的《启颜录》中有一条记载，说侯白隶属杨素，杨素很喜欢听他讲故事。有一天出门，遇见杨素之子玄感，玄感说：“侯秀才可与玄感说一个好话。”侯白被他纠缠不过，只好说了一个“一大虫欲向野中觅肉”才得脱身。“说一个好话”就是讲一个动听的故事。“一大虫欲向野中觅肉”，大约讲的是老虎在山野寻觅弱小动物填肚子，属于民间动物故事。学者们认为这是中国古籍中关于“说话”即说故事最早的记载。又唐代元稹在《酬翰林白学士代书一百韵》的小注中，提到他同诗人白居易“尝于新昌宅听说‘一枝花’话，自寅至巳，犹未毕词”。所谓“一枝花”话即关于李娃的故事。由此记载，“可见唐代说话人已经把当时民间故事作为说书题材”[6]。至于宋代以来，一般说书艺术在中国城镇广泛流行的情况，已是人所共知，不需多说了。
根据以上介绍的材料，我们可以看出民间口头讲述故事活动有如下特点：
1.讲故事是一种遍及世界各国的口头文学活动。不论是从事农业，还是从事渔猎的民族；不论是社会经济文化比较落后，还是社会经济文化已经相当发达的民族，人们都爱听故事、讲故事。它是人们度过闲暇时光的一种文化娱乐活动，正如鲁迅所说：“人在劳动时，既用歌吟以自娱，借它忘却劳苦了，则到休息时，亦必要寻一种事情以消遣闲暇。这种事情，就是彼此谈论故事，而这谈论故事，正就是小说的起源。”[7]讲故事虽发生于劳动间歇之际，却是为调剂劳动所必需的。它们的内容最先是着重讲述劳动时的见闻，传授生产劳动的技术和经验。如同朱狄在《艺术的起源》中所指出的：“原始部族中盛行的讲述故事的文化形式，就是最早的口头文学。它们所涉及的内容非常有限，主要是讲述或咏唱他们的狩猎的遇险和胜利，是对狩猎时兴奋状态的回忆，同时对于他的听众来说也是一种经验传授。”[8]后来随着社会历史的前进，故事的内容向社会历史方面扩展，变得无所不包。阶级社会里的讲故事活动，反映出两种文化的斗争。劳动人民借讲故事总结、传播他们向压迫者和剥削者进行斗争的经验，表达他们的抗争情绪和追求美好生活的理想愿望，用以对子女进行知识与道德教育。统治阶级和宗教势力也利用讲故事向民众宣扬他们所需要的道德伦理。佛祖释迦牟尼就是一个善于利用讲故事来说教的人，所以佛经中故事甚多。伊斯兰教礼拜寺中讲故事有悠久历史。中国农村说“善书”，往往配合宣讲“圣谕”，宣讲道教信奉的《太上感应篇》，而且在焚香燃烛、虔诚肃穆的宗教气氛中进行。由于故事是以人们日常使用的口语和灵活多样的形式来反映生活，表达人们思想感情的，又由于它同人们的劳动、娱乐、教育以及政治、宗教生活密切关联着，因而它不仅是口头文学中最流行、最受人欢迎的品种，而且成为一项重要的民俗传承，获得了很强的稳定性和普遍性。
2.各国讲故事活动差不多都有一个提高演进的过程。如在彼此谈论故事的基础上涌现出故事家和职业艺人，从不拘形式的说故事发展到在专门场合表演，由农村山野进入城镇以至宫廷，由纯粹的口头文学被文人转述录写而获得书面形式等。许多国家都有这样的情况。中国城乡的说书艺术就是由民间讲故事活动演化而来。但艺人说书并未能完全代替民众彼此谈讲故事，这种故事活动仍在极广大范围内展开，并独立地向前发展，保持着自己刚健清新的本色。艺人说书和民众讲故事，是中国故事文学的“两条腿”，它们起着互相补充、互相促进的作用。印度和阿拉伯的著名故事集，如《五卷书》《一千零一夜》之类，大都是由艺人和文人加工成书的，因此艺术上较为精美，成为世界文学宝库中耀眼的明珠。我国民间文艺学家通常都是把说书归入另一种门类——民间说唱之中。由于艺人说书的情况较为复杂，我们并不把说书完全看作民间口头文学。这样，中国民间文艺学所研究的故事，便只限于在一般民众口头流传的故事。把口头传承的故事作为研究重点是可以的，但把经过艺人加工提高的故事艺术完全排除在外，这种研究却是不完全的。它使我们看不到中国故事活动发展演进的全貌，使我们撇开本国说书艺人讲说的许多鸿篇巨制，而在《五卷书》《一千零一夜》等外国故事书面前产生妄自菲薄的心理。实际上，中国故事文学的发展成熟程度，并不亚于世界上任何一个文明古国，只是它和自己的民族文化传统相结合，别具一格罢了。
3.民间故事与现代文明。一般说来，口头讲故事的活动会随着现代经济文化的发展逐渐趋向衰落。目前中国的情况就是如此。农村封闭停滞、古朴宁静的生活形态被打破，生活节奏加快，使开展故事活动的机会大大减少；现代文化的冲击，书刊和视听文化的普及，使得人们的文化生活变得更加丰富多彩，削弱了口头故事的吸引力。可是它作为紧密伴随人们日常生活的一种口头语言艺术，却很难完全消亡，只是它的形态会有所改变，在人们文化生活中的地位会有所降低就是了。
人类文化发展过程是曲折的。现代文化发展到一定程度，会出现返璞归真的倾向。以美国为例，口头故事本已日落西山，多年后，说书人却又东山再起，讲故事活动出现了复兴的迹象。全国建立了一百多个说书人协会，每年举办五十多个说书节，一些大学开设了民间故事课程，教师、牧师、精神门诊大夫不但用讲故事帮助儿童学习语言、丰富视觉想像力，还以讲故事帮助成人摆脱苦闷，超脱道德上的窘境。可以说，几千年来，人们通过讲故事把人类最重要的事情传了下来。它的生命力是长久的。
民间故事的传承是通过众多传承人即故事讲述人来实现的。而故事传承人的活动，又和一定的民俗文化生态密切相关。因此，要使讲故事这种重要人类文化活动能够持续进行，就须下功夫保护故事传承人和有关的文化生态。这已成为中国近年实施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程的重要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