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孙剑冰
孙剑冰采录的故事，在1955年4月《民间文学》创刊号上开始发表后，即受到民间文艺学家们的重视。这些故事中的一部分曾结集为《中滩民间故事》于1955年由少年儿童出版社出版。1983年他又将搜集到的全部材料，用《天牛郎配夫妻》的书名由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共收录各类故事38篇。从《略述六个村的搜集工作》等文章[5]中，可以看出他采录这些故事的情形和意图。
去年（1954年）秋天，我去内蒙乌拉特前旗做了两个月的搜集工作。
这一带是接近牧区的农业区。居民绝大多数是汉族，又多半是数十年前从山西、陕西等省迁徙过来的。解放前因土地相当集中，给地主当佃户、干长活的很多。
我原和韩燕如同志一块去的。我们到的时候，正是麦收季节，农民忙得很。搜集工作自然要服从中心服务。加上规定的工作期限，要求我们一切必须集中，所以我们就决定抓住六个村子，主要以邀请人来开会和个别访问的方式进行工作。
进村前的准备工作，我们主要是向干部和群众了解一些与工作有关的问题，如社会历史背景、风俗习惯、人民生活情况等。进村以后，便急速调查能说会唱的工作对象，过后把这些人请来，用故事、民歌中的例子，结合一两点通俗易解的说明，去打动他们，激起他们说、唱的兴头，也同时使他们理解这一工作的意义。接着，就分成小组，说的说，唱的唱，或者不分，先说后唱。
这种邀请人来开会，也可说是自由集会的搜集方式，有几点好处：
1.便于搜集同一主题、同一体裁、互有关系或多相近之处的资料。
2.便于发现重点的工作对象。
3.听故事的人多了，讲故事的就高兴，可以使讲故事这一人民口头创作的表现形式，尽量发挥独具的特色。
邀请人开会是搜集材料的一种较好的办法，但它不是唯一的办法，不必受它的限制。
为了做好搜集工作，实地搜集者要考虑的事情蛮多，但必须考虑的最主要的问题，是如何发现典型，抓住典型。因为这是决定全部搜集工作有无成就的关键。所谓发现典型的人，就是用尽全力，兢兢业业，发现劳动人民中的真正的诗人。有了诗人，典型的资料就摆在我们面前了。
在发现典型的过程中，我们会遇到四种情况：
第一种，是经常遇到的工作对象，是普通的工人农民，几乎他们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故事，自己的歌唱。这些故事和歌唱的社会、历史价值，艺术价值，基本上是应当肯定的。但其中很大一部分又难免是一般化的，平平常常，并不出奇。所以我们不能满足于这些。接近它，吸取其中有益的东西；又要离开它，去寻找更好的东西。
第二种情况，可以说是“双重误会”。由于搜集者缺乏客观冷静的调查，往往听风就是雨，一时瞎捕一阵，结果，浪费了时间，工作收获极少。
譬如在道听途说的场合，常常有人告诉我们：“某人说得可好哩！”“某某的故事有枝有叶有根源哩！”这时我们如不经过具体的调查了解，就马上跑去访问，往往失败的时候多，成功的时候少。
第三种情况，是会说故事的人被群众忽略了，例如傅家圪堵村有位老婆婆秦地女，附近一带没有谁不知道她，可是知道她说故事的人极少。实际上，她却是个真正的故事家。几乎没有人知道秦地女会说故事，这并不奇怪。因为旧社会不容妇女公开讲话，在人场里说故事更办不到。解放以后，她是个忙人，是本乡的拥军模范、本村的生产模范和各项工作中的积极分子。所以她平时来不及也想不起来说故事。再，她的故事又多半是童话，童话大人也能听，但它更是孩子们的精神财富。所以这些故事不见得是在很多人面前出现的，而常常是在母亲守望着孩子的枕边，它们做了漫长的冬夜的来客。
第四种情况，是我们需要调查的对象已经被群众确定了，正在等待我们去发掘。如出名的民间艺人、歌手和故事家等皆是。
上述四类情况是我们在工作过程中常遇到的。虽然接触第一种情况，会有些收获；接触第二种情况，会得到失败的教训，但是为了发掘典型工作做得较好，我们更应重视后两种情况。
在我看来，搜集工作是必须做好的。怎样才能做好呢？最中心的一点是搜集到真实可靠的材料。
我同意用记录的方法搜集故事；用记忆又是一条路子，它可能写得更完美；两种都可以用。但要强调科学性，强调尽可能多保留一些原来的东西，特别是劳动人民的语言、生活及其他，恐怕前边一种工作方法比后者靠得住点。
口头文学的确生动得不得了，它给很多大作家提供了素材，从典型的创造，到故事的影子；给语言学家、历史学家，给民族学、民俗学、人种科学等，提供了极为丰富的资料。在这方面，它确实不简单。是不是可以这样说：它的资料价值、科研价值，是相当高的，要是没有原始资料，这种价值就降低了。
我原来整理这些故事的目的，是为了种点“试验田”，探索整理工作的道路。我的做法是尽量使这些故事保存原述者讲述时的面貌。我只是将自己在群众中听到的故事记录下来，在稿纸上写了几遍，主要是细节和文学语言的斟酌，然后把它们引到书面上来。
我的整理存在两个问题：首先是方法不一，有综合，有单一，现在我肯定后者，也不完全抹杀前者。例如《老
胡》，我是用前一种方法整理的。有的异文，还要整理。对过去那种综合法我有些怀疑。单一能够把说故事人的特点保留；综合会显露整理人的墨痕。第二，我尊重原始材料，但也存在问题，主要是认识模糊和研究得不够，也还有其他方面的原因，如欠考虑等。
孙剑冰是以民间文学研究家的身份到内蒙地区去采录民间故事的。这个指导思想一开始就很明确，如同他自己所说的，搜集资料和整理、研究工作是紧密联系的。“搜集的性质虽则是调查，但在某种情况上讲，也可以说是研究。所以它一开始，就应当有整理、研究的目标。”因此，他在采录过程中作了详尽的原始记录，并对同故事内容、同讲述人有关的各种情况进行了认真的调查研究。以原始记录为依据进行整理，既再现了原作的主题和情节，还尽力保持了原有的细节和语言特色。经他书面写定的故事，不但仍显现出口头文学的特殊魅力，甚至还能传达出不同故事家叙述口吻和情趣的差异来（如秦地女口述故事中女性的细腻，木匠孙贵口述故事中男性的幽默等）。在发表和出版的故事中，一一注明讲述者及整理情况（或属原始记录，或为单一整理，或为综合整理）。靠着他的严谨作风与科学方法，使得秦地女、孙贵、刘胡开、阎银旺这些“不识字的作家”的名字能够在中国民间文艺学史上留传下来。《天牛郎配夫妻》这个集子自然也是为读者所喜爱的文学读物，然而它在民间文艺学上的学术价值，却超出了它的文学价值。孙剑冰不仅是一位故事搜集家，也是一位故事研究家。他用“阿冰”笔名写作的那些内容切实的文章，常给人以有益启示。他使故事采录活动科学化，在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成立初期，就提供了自己示范性的成果，对我国故事学的发展作出了宝贵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