附录一 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和当代文学史教材编写[1]——回忆与思考
《新文学评论》2013年第1期所刊王庆生先生关于编撰中国当代文学史教材这一学术工程的访谈录深深吸引着我。笔者作为以王庆生教授为首的编写组的主要成员之一，殚精竭虑投身其中长达数年之久，主要承担其中少数民族文学部分的编撰工作。由于中华民族就是一个民族大家庭，中国文学理所当然地就是由多元一体格局所构成的，文学史的编写特别是当代文学史的编写，怎样对待少数民族文学就成为一个须加认真对待的重要理论原则和写作范式。华中师范大学中文系集体编撰的“中国当代文学”，从1962年科学出版社的《中国当代文学史稿》一卷本，到20世纪80年代上海文艺出版社的《中国当代文学》三卷本，再到90年代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的两卷本以及2003年高等教育出版社的新一卷本，前后经历了大约半个世纪，其主体则是上海文艺出版社的三卷本。现在就以我参与编撰上海文艺出版社三卷本《中国当代文学》的工作中对少数民族文学部分的构想与评析，来讨论一下在当代文学史的撰写中，怎样对待多民族文学的整合问题。
1962年问世的《中国当代文学史稿》一卷本，就开始设立“兄弟民族文学”专章，参照1956年中国作家协会第二次理事会上老舍所作《关于兄弟民族文学工作》的专题报告，按三个历史时期，展现民间文学搜集整理和文学创作成就，分别评述了《阿诗玛》《嘎达梅林》和纳·赛音朝克图的诗集《幸福和友谊》、康朗英的长诗《流沙河之歌》、李乔的长篇小说《欢笑的金沙江》、乌兰巴干的长篇小说《草原烽火》以及歌剧《刘三姐》等，对兄弟民族文学在新中国的蓬勃发展及其美好前景给予了充分肯定。其主要依据是老舍的民族文学工作报告及中国作家协会为国庆十周年所编写的《文学十年》一书。执笔者均为青年学人，对兄弟民族文学的独立研究甚浅，而在当代文学史建构上的这一新构想却横空出世，为学界所认同而产生了广泛影响。
20世纪80年代上海文艺出版社的《中国当代文学》三卷本，由王庆生任主编，冯牧任顾问，少数民族文学部分约8万字由笔者撰写。经集体研究，保持原有体例，将“少数民族文学”仍作为独立一章。但老舍文学成就则仍按照现代文学史通行体例予以单列，以突显其地位与成就。列入少数民族民间文艺代表作的有《阿诗玛》《嘎达梅林》《格萨尔》《阿凡提的故事》，以及依据民间文学改编或再创作的长诗《百鸟衣》、歌剧《刘三姐》。
作为少数民族作家文学优秀成果给予评述的，诗歌方面，有康朗英的《流沙河之歌》，以及蒙古族纳·赛音朝克图和巴·布林贝赫、维吾尔族的铁依甫江·艾里耶夫、白族的晓雪、藏族的饶阶巴桑等的作品；中短篇小说，给予好评的有鄂温克族的乌热尔图、藏族的扎西达娃、哈萨克族的艾克拜尔·米吉提、土家族的蔡测海及李传锋、朝鲜族的林元春、苗族的伍略、白族的张长等的作品；长篇小说代表作6部：蒙古族玛拉沁夫的《茫茫的草原》，彝族李乔的《欢笑的金沙江》，壮族陆地的《瀑布》，藏族降边嘉措的《格桑梅朵》和益希单增的《幸存的人》，以及土家族孙健忠的《醉乡》。
这部《中国当代文学》的编著者对中国少数民族文学的处理具有怎样的新构想和新特点呢？
第一，高度重视民族民间文学及其同作家文学的互动交融。中国56个兄弟民族都拥有丰富优美的民间口头文学，而汉族以外的少数民族，其民间文学更为富饶和鲜活；在新中国成立之后，由于各地党和政府认真奉行尊重扶持少数民族经济文化的民族政策，因而在采录整理少数民族民间文学方面获得一系列举世瞩目的丰硕成果，如《嘎达梅林》《阿诗玛》《格萨尔》三大英雄史诗等，使中国文学的面貌为之一新。在吸取民族民间文学鲜活乳汁基础上新创作的韦其麟的长诗《百鸟衣》、康朗英的长诗《流沙河之歌》、壮族歌剧《刘三姐》等，不但使这些兄弟民族的文学创作获得可喜的新转机，也给中华当代文学增添了奇光异彩。由此，我们便在当代文学史中，将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发动并组织实施的各族民间文学的采录整理出版所取得的巨大成就均列入书中加以评述，更着力于对吸收民族民间文学滋养所培育之新人新作的充分肯定。这不能不说是此书显而易见的别具一格之处。
第二，深入体察少数民族文学的独特文化意蕴和审美情趣，给予合理评述。中国许多少数民族处于经济文化发展的边缘地带，社会发展阶段滞后，我们不能回避这一历史遗留给文学发展带来的消极影响。可是在国际文化人类学的发展进程中，那种将各国民族文化简单地纳入“蒙昧—野蛮—文明”的直线进化模式，从而将欧洲作为世界文明标杆的学说，早已被学界所摒弃和修正。基于这样的文化自觉、文化视野，我们在评述中国民族民间文学与作家文学的艺术成就时，便十分注意摆脱一些流行成见的局限，而尽可能客观公正地给予肯定了，如对鄂温克族乌热尔图《七叉犄角的公鹿》等短篇小说的评述：“通过猫鹿来颂扬义勇，宣扬人性美、人情美、艺术上别具一格。正如评论家阎纲所称道的：内容集中，剪裁得当，不求道理多么深奥，只求感情能够交流；不求总揽时代风云，只求感化人们的灵魂。”再如书中评述藏族扎西达娃的《去拉萨的路上》等短篇小说：“他认真地观察、思考西藏的历史、文化与现实，善于从历史长河中截取人物关系急剧变化和冲突激烈的场景，在突出有力的艺术描写中造成令人惊愕和耐人思索的强烈效果。他的小说常出现奇幻场景同现实生活的交错，具有拉丁美洲魔幻现实主义的特征。不过作者自认为这些作品仍扎根于西藏文化传统之中，外来文化只是作为一种参照系数用来比较、分析，以便更好地反映当代西藏社会生活中呈现的奇特的文化和意识形态。这是一种有益的文学探索。”
在评述有关少数民族的民间文学、作家文学成就时，编著者不仅尽可能熟谙这些民族的历史传统与现实生活状况，还直接访问过有关作家如蒙古族的玛拉沁夫、藏族的降边嘉措等，以提高文学史书写的科学水平。
第三，本书最突出的特点是按中华民族的“多元一体”格局做了一次建构当代文学史的大胆尝试。我国著名学者费孝通先生曾于1988年发表关于“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精辟讲演，科学地概括了中华民族构成的历史过程与发展前途，深受中外学界的赞赏。这个讲演虽然发表于中国改革开放的历史新时期，而贯通其中的民族平等、共同发展的核心思想，早已蕴含在中国共产党特别是新中国所践行的民族政策之中。华中师范大学集体编著《中国当代文学》，从1958年始设计并撰写，到80年代成书广泛发行，将各少数民族的民间文学与作家文学均囊括其中，正是按“多元一体”格局来建构文学史的大胆尝试。
本来从1956年中国作家协会召开扩大理事会积极推进兄弟民族文学发展以来，兄弟民族文学或少数民族文学就以突飞猛进之势受到政府和社会的极大关注，按民族地区推进的文学活动和编撰民族文学史也陆续问世，如《壮族文学史》《白族文学史》《苗族文学史》等，它们的问世无疑是新中国文学事业成就的重要标志。可是还没有人按56个兄弟民族“多元一体”格局把它们的文学成就综合融合在一部文学史中，我们这个编写组就此大胆地迈出了第一步。从上述篇章结构就可以看出，这样的写法并不是简单地在体例上把不同民族的作家作品凑合在一起，而是既标明其少数民族身份，又按照同一文学标杆选取代表作予以科学评述，建构一个完整的中国当代文学史。以小说创作为例，我们所评述的乌热尔图、扎西达娃等人的短篇和李乔、陆地、玛拉沁夫等人的长篇，其艺术结晶程度完全可以和汉族作家的那些代表作相媲美而又在某些方面别具异彩，使中华民族历史形成的“多元一体”格局在当代文学发展上得到合理而鲜明突出的展现。
将多民族文学融为一体的这部在上海文艺出版社问世的三卷本《中国当代文学》，成为20世纪80年代全国高校最为通行的一部文科教材，多次印行，总印数高达80余万册，对具有多民族鲜明特质的中国当代文学史的研究和普及，产生了广泛而深刻有力的影响。但90年代以后多所高校新编的当代文学史教材均不再采用上海文艺出版社版当代文学史的这一体例，引起了笔者的深切关注。
对中国少数民族文学的研究及编撰文学史的活动这些年来可以说是方兴未艾。如吴重阳撰写的《中国当代文学概观》于1986年初在中央民族学院出版社问世，李鸿然主编的《中国当代文学史稿》于1986年底在长江文艺出版社问世，马学良等主编的两卷本《中国少数民族文学史》也于1992年由中央民族学院出版社印行。还有多种少数民族学史或文学概况在各地分别出版，蔚为壮观。它们的内容更贴近少数民族文学的历史与现实状况，叙说更为细密周详，成为值得赞许的盛事。可是作为大学通用教材的当代文学史著作，实际上还是以汉族文学为主，而少数民族文学史的相关教材，其主要适用范围实际上局限在民族院校，未能走向广大读者特别是普通高校课堂。受过高等教育的广大青年学生，对“多元一体”的中华民族文化知之甚少，竟然连享誉世界的中国少数民族的《格萨尔》《江格尔》《玛纳斯》三大英雄史诗也毫无所知，至今依旧把胡适于《白话文学史》中提出的中国没有史诗的论断奉为金科玉律，深受民族文化自卑心理的浸染。由此，笔者深切感到，以个别方式研究评述少数民族文学因具有贴近实际、便于深入开掘的优点，无疑是十分必要的，中国社会科学院少数民族文学研究所的设置便具有这样的特殊功能。但从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大格局出发，我们不能让少数民族文学长时期游离于这个多民族统一整体之外，而要把少数民族的民间文学与作家文学合理地整合到中国当代文学史以及古代文学史中间去，并将这一文学史的宏观架构及经典性代表作贯通于大学教材和中小学教材之中，从而在我们的学校教育中，真正将“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落到实处。
笔者参与编撰上海文艺出版社版《中国当代文学》三卷本以后即专门从事民间文学的教学与研究，近日读到王庆生主编的访谈录，就整合少数民族文学在中国当代文学史中的位置进行思考，深感这一重要课题至今并未真正解决，亟待引起相关学人的重视，特撰此文就教于方家，以引起充分研讨求得共识进而推进中国文学史教材建设。
2013年4月25日
【注释】
[1]原载《新文学评论》，2013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