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的回顾
口耳相传的故事，要通过民间文学工作者的采录，以书面文字固定下来，才能更好地保存和推广。旧时代由于广大劳动人民处在屈辱地位，他们创造的文化财富得不到社会的尊重，由进步文人采录下来的民间口头文学数量极少，整个民间口头文学事业处于自生自灭状态之中。随着现代学术文化的发展，民间文学的重要价值日益受到人们的重视，采录和研究故事的活动也就活跃起来。刘魁立概述了这个工作在世界范围内的进展情形：
格林兄弟于1812—1814年发表以《格林童话集》闻名于世的德国民间故事记录（《儿童和家庭故事集》），在民间故事搜集史上开辟了一个新的科学的历史阶段。从此，建立在科学基础上的民间故事的搜集工作，几乎在世界的每一个角落里相继开展起来，并且达到了前所未有的规模。19世纪下半期和20世纪上半期在欧洲搜集和印下了不可胜数的故事资料，在亚洲、非洲、拉丁美洲，这一项工作至今仍方兴未艾，除掉出版了大量的民间故事之外，还在学术单位的档案馆里和有关的私人手中积累、保存了难以统计的民间故事资料。从整个历史发展过程来看，这一百余年在全世界范围内确实是民间故事搜集工作的“黄金时代”。[1]
中国现代民间文艺学虽然兴起于“五四”新文化运动中，但在过去的历史上，早就有一些喜爱民间故事传说的文人，从事过零星的采录工作，唐人段成式的《酉阳杂俎》中就保存了不少极宝贵的资料。清代作家蒲松龄，为写作《聊斋志异》，曾以别出心裁的方式在家乡广泛搜求民间奇闻逸事，其中有许多属于民间故事传说。据同时代人的笔记所载：
相传先生居乡里，落拓无偶，性尤怪僻。为村中童子师，食贫自给，不求于人。作此书时，每临晨，携一大磁罂，中贮苦茗，具淡巴菇一包，置行人大道旁，下陈芦衬，坐于上，烟茗置身畔。见行道者过，必强执与语，搜奇说异，随人所知。竭则饮以茗，或奉以烟，必令畅谈乃巳。偶闻一事，归而粉饰之。如是二十余寒暑，此书方告蒇，故笔法超绝。[2]
这也就是蒲松龄在《聊斋志异》中所说的“才非干宝，雅爱搜神；情类黄州，喜人谈鬼。闻则命笔，遂以成篇”。据学者考证，在《聊斋志异》这部文言短篇小说集中，取材于口头传说的近九十篇，除“四方同人，以邮筒相寄”，即除间接来自民间口头的材料外，他自己长时间用这种在大路边设立茶棚的方式直接采录得来的故事传说，其数量应当是相当可观的。他当时没有我们现在这样的民间文艺学观念，不懂得将这些民间口头文学作品忠实地保存下来，而把它作为素材，完全融合到自己的小说里去了。可是他从事的这种采集民间故事传说的活动，却给我国的民间文艺学史增添了光彩。
受“五四”新文化运动中激荡中国社会的民主与科学思潮的启迪，继20世纪20年代北京大学倡导歌谣学运动之后，30年代兴起于南方的民俗学运动，使采录研究民间故事的活动形成一股热潮。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在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的推动之下，以“全面搜集，重点整理，大力推广，加强研究”为工作方针，对各族民间故事的采录才普遍而持续地开展起来。其中书面整理发表的故事传说，累计达10万篇左右。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的《中国少数民族民间文学丛书·故事大系》，以及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组织编选出版的《中国民间故事集成》，集中展现出我国民间故事采录工作的丰硕成果。各地还编印了琳琅满目、难以计数的故事资料，正在我国民间文艺学研究中发挥越来越大的作用。
民间故事采录工作，作为我国民间文学工作的一个重要方面，走过了曲折的道路。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成立初期编辑出版的《民间文学集刊》上发表的故事与传说，均署名“××记”，《稿约》中所欢迎投寄的，也是民间文学作品的“记录”。1955年4月《民间文学》创刊，在《发刊词》中提出，“我们要用较多的篇幅来刊载整理过的各种人民口头创作”，广泛使用“搜集整理”这个概念。但对“整理”工作，并未提出十分明确的要求，而更主要的是由于思想文化领域“左”倾思潮的影响，以简单粗暴的态度对待旧时代的民间文学作品，于是胡编乱改成风，把一些民间创作“整理”得面目全非。1956年8月，《民间文学》发表社论《民间文学需要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着重就搜集整理问题发表评论道：
要发掘我国民间文学的丰富宝藏，使各族人民的优秀口头创作都能经过记录整理而完美地列入文艺宝库，还必须反对搜集整理中的胡乱修改的现象。整理民间文学作品是一种复杂而艰巨的工作。整理者对他的工作对象需要做一番深入的研究，并且在着手整理的时候，采取虚怀若谷、十分谨慎的态度。旧时代的作品，往往不免含有封建性或其他落后性的糟粕部分，剔除糟粕无疑是应该的，一字不动论的繁琐主义是错误的；但是何者为精华，何者为糟粕，里面却大有文章，而不是法官老爷式的简单判决能够区别清楚的。对于反映丰富多彩的现实生活的文学作品，特别是内容距离我们生活太远的旧时代的作品，粗暴的简单判决，很容易把一篇好作品轻轻一笔勾销；根据这种简单的判决来进行整理加工，也就会把民间原作涂改得面目全非，弄到可笑的地步。例如，有些不愿意承认描写公主的爱情的故事是好作品，也不愿意承认描写断案清明的法官的故事是好作品，因为它们“歌颂”了剥削阶级或剥削阶级的“爪牙”；例如，有的《蛇郎》里描写的是货郎的二女儿因嫉妒、自私而陷害她的小妹妹的故事，整理者却硬要把它理解为阶级矛盾，索性把货郎改为地主，而把勇于自我牺牲的漂亮能干的妹妹改为长工的女儿，以为这就合乎“阶级观点”了，诸如此类。今天在民间文学的搜集整理工作中存在的主要危险不是一字不动论，这种迂腐的学院气倒还好些；而是庸俗社会学在作怪。庸俗社会学在“左”的词句的掩护下，往往可以把读者吓住。而且庸俗社会学的观点也是很容易产生的，它可以产生在“词严义正”的教条主义者身上；也可以产生在仅仅是由于政治热情很高，而又对文艺缺乏基础知识的人们的身上。此外，也还有一种情况，就是有些人把整理民间文学作品和创作混淆起来……其所造成的严重后果是：使读者欣赏不到真正的民间创作，也毁坏了劳动人民的生活历史的生动记录；对民间文学的学术研究工作来说，提供了一堆毫无科学价值的不可靠的材料。
忠实的记录，慎重的整理，这是当前需要引起大家注意的头等重要的事情。一切参加民间文学的搜集整理工作的人，应当把它们看得像法律一样尊严。这就是我们的殷切的希望。
这篇在党中央当时发布的“双百方针”思想指导下写成的社论，站在现代民间文艺学的高度看待搜集整理问题，所发议论切中时弊、尖锐有力。虽时隔30年，今天读来，依然十分亲切，称得上是新中国民间文艺学史上的一篇重要历史文献。其中作为“头等重要事情”提出的口号“忠实的记录，慎重的整理”，从那个时候起，便作为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关于搜集整理民间文艺的重要原则一直坚持了下来。
在这个原则指导下，我国各族的许多民间文学工作者，进行艰苦深入的发掘整理工作，给我们提供了真正保持民间文学本色的大量故事传说珍品，取得了巨大成绩。但也还有不少关于搜集整理工作的理论与实践问题未能完全解决，如对“慎重整理”，就未能提出和坚持具体明确的要求；虽然讲到要把记录、整理、改编几项工作相区别，却没有采取相应的措施，解决不属于整理范围的原始记录稿以及改编作品的发表出版问题，等等。这里有认识问题与工作问题，而更主要的是由于思想文化领域从1957年以后，“左”的倾向愈演愈烈，民间文学事业不得不从属于当前政治，并未作为一项真正科学工作进行认真的建设。这样，搜集整理的原则和方法等，自然也就难于正确解决了。
1984年底，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召开了第四次会员代表大会。大会在正确总结历史经验的基础上，根据我国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发展科学文化的要求，确定在这个历史新时期内，我国民间文学的工作方针为：“全面开展搜集和抢救工作，有步骤地加强理论研究，尽快提高学术水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的民间文艺学，全面开创社会主义民间文学事业的新局面。”对搜集工作，不但要全面开展起来，以紧迫感进行抢救，还要“努力达到科学化的要求”。我国民间故事采录活动，正进入一个运用现代科学方法大规模展开的新的繁荣时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