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交战略的历史沿革

尼泊尔作为一个统一的政治实体把其视野从喜马拉雅山脉中部区域向外延伸始于1769年普里特维·纳拉扬·沙阿国王统一尼泊尔时期。在此之前加德满都河谷的马拉王朝为若干个小土邦所包围，其对外关系的目标是巧妙地操纵这些经常制造麻烦的土邦和保护穿越喜马拉雅山的商道。但是，直到沙阿王朝统一尼泊尔后，才有了明确的以保护喜马拉雅山中部区域而不仅是加德满都河谷为目标的对外政策。

当时的尼泊尔，面临的是北部中国清王朝对西藏地区的有效控制和南部的英国殖民者不断向北扩张对尼泊尔国家安全构成的威胁。统一尼泊尔的奠基者普里特维·纳拉扬·沙阿曾把这种地缘政治形势形象地比喻为“两块大石之间的一个薯芋”。他告诫他的继承者们在两大邻国之间“采取平衡战略，必要时利用与一方的关系对付另一方的影响”。普里特维·纳拉扬·沙阿的这些政治遗嘱成了尼泊尔对外战略的指导原则，尼泊尔国家的对外基本战略从此确立。1791—1792年尼泊尔因向北扩张而与我国西藏发生武装冲突时，尼泊尔寻求英国人给予军事援助；而当1814年英国入侵尼泊尔时，尼泊尔人又请求中国给予物质和政治援助。这即是上述对外基本战略的最初运用和体现。

19世纪中叶以后，尼泊尔的周边形势发生了变化。在北面，由于中国清王朝的衰落，中央政权对西藏的控制削弱；在南面，英国殖民者却征服无数土邦，成为南亚独霸力量。在此情况下，尼泊尔再也难以依赖北部邻国抵御强大而虎视眈眈的英印当局，不得不转而对英国殖民者采取屈从政策。在尼泊尔国内，通过宫廷政变而攫取权力宝座的拉纳家族，为了维护自己的既得利益和镇压异己，也希望借助英国殖民当局这一外部势力。于是，拉纳家族采取亲英的外交政策，与英国建立了密切的合作关系。1857年印度人民大起义时，拉纳当局曾派出部队帮助镇压。另外，从尼泊尔源源不断补充的廓尔喀兵源也为英国维持南亚和其他海外殖民的统治起到了帮助作用。

1947年印度独立后，印度政府继承了英国殖民当局遗留下来的这种“特殊关系”。拉纳当局在经过短暂的犹豫后也对印度做出积极回应。1948年印巴发生第一次武装冲突时，拉纳家族“借给”印度几支廓尔喀部队，并接受印度派遣“顾问”帮助尼泊尔拟定建立民主政治的方案。1950年7月31日，双方签订《印度—尼泊尔和平友好条约》，从而把两国这种特殊关系用条约固定下来。

20世纪50年代初，与印度的“特殊关系”成了尼泊尔对外关系的基本特点。当时，尼泊尔本来可以利用北面新中国成立之机与南面的邻国印度重新保持战略平衡，但是，尼泊尔还未来得及利用此有利形势，它的对外战略主动权便被剥夺了。印度以其大边疆战略，加强了对尼泊尔的控制。1951年印度帮助特里布文国王夺回权力后，尼泊尔的对外政策实际上完全受制于印度。尼泊尔被迫接受在印度的地区安全、经济和政治体系中的“被保护国”的地位。这一时期，尼泊尔在印度的压力下，不得不继续采取过去100多年来拉纳政权所采取的屈从于大国支配而又自我孤立的外交路线。尼泊尔不得不把与外部世界的联系小心地限制在印度能接受的范围之内。

1955年马亨德拉国王继位后，尼泊尔的外交政策开始发生微妙变化。尼泊尔通过强调不结盟外交政策和“对印度与中国同等友好”的原则，谨慎地调整与印度的“特殊关系”，重新采取平衡战略，提出并积极推行中立和多元化外交。1955年尼泊尔与中国建交，同年加入联合国。1962年中印之间发生边境战争，这为尼泊尔调整对外政策，特别是对中、印两大邻国的关系提供了战略主动权。此后，尼泊尔与许多国家在不同的基础上建立了政治关系。从1956年至1966年的十年间，尼泊尔从一个世界上最封闭的国家变成第三世界小国家中较为开放的国家。在诸如联合国之类的国际组织中也积极扮演自己的角色。

1972年比兰德拉国王继位后，更积极地推行其父马亨德拉的中立和多元化外交政策。比兰德拉甚至提出了把尼泊尔建成和平区的建议，但印度对此不予承认。与此同时，尼泊尔积极发展同中国的关系。比兰德拉国王的政策自然为印度所不悦，印度再次利用经济手段向尼泊尔施压。1989年3月，印度拒绝续签到期的尼印贸易和过境条约，关闭过境贸易关口，使尼泊尔的经济遭受损失，刺激了尼泊尔国内民主运动的高涨。

20世纪90年代，民主运动给尼泊尔国内政治体制带来了变革，君主立宪制取代了国王大权在握的评议会制。与此同时，国际形势也发生了深刻变化。随着冷战结束，南亚地区两个轴心对抗的战略格局不复存在，中印关系实现了正常化。这就给尼泊尔的中立、不结盟和多元化的外交战略创造了较为宽松的环境。虽然1991年亲印的大会党上台执政后表示将奉行“亲印而不反华”的政策，并一度削减对华贸易，表现出向印度倾斜的倾向，但后来的共产党政府、多党联合政府等各届政府从国家利益出发都注意修正这种向印度倾斜的政策，尽量在中印之间推行“等距离外交”。同时，积极发展与世界上其他国家的外交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