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麻雀飞到窗台上来喳喳地闹，厨房里母亲正在炒菜，一股呛人的辣味儿弥漫在空气中。一如河水照旧平静而缓慢地流淌，这是多么平凡的一天。父亲翻箱倒柜，要整理他的旧文件。然后，他从故纸堆里翻出了一份申请书。他递给我看，郑重其事地。有好多年了，他习惯把家族的一些重要事件向我倾吐。我看到泛黄的纸页，蓝黑钢笔水的字迹，还有一个暗红的手印……它们，无不显现出年代久远的气息。在申请书的右下角，我的二爷——钟运榜的名字赫然在目。

我必须洁净双手，以一种虔诚而恭敬的姿态来捧读它：“为恢复我三等荣誉军人光荣称号一事，特汇报本人参加中国工农红军负伤以后的情况……”这是申请书最开头的一句话，甫一读到，我忽然想流泪。

那是我的二爷，在经历过长征、失散，伤痕累累地回归到日常生活的全部印记。而今我们作为后辈打开了它，就像打开一件珍贵的宝藏，翻开了一个离世之人作为红军战士的全部密码，还有他几十年在尘世中翻滚所承受的委屈、酸涩，以及最后的渴望。它保留着一个老红军的血肉和呼吸、疼痛与呼喊，甚至是某种神谕般的指引。

二爷去世时，我才两三岁的样子。准确地说，二爷的面目在我心里早已模糊，如果不是父亲又翻出了二爷与二奶奶的合影照，我几乎完全不记得他的样子。小时候，我对于二爷的主要记忆，来自每年烤烟季节，那些个书写着钟运榜名字的烤烟杆，还有家中老屋门楣上挂的一块“光荣之家”的牌匾，以及每年冬天由村干部送来的一张“光荣之家”的年画。

今天，“光荣”二字的音节轻快地从我们唇边滑过，是如此脆亮如此爽利，只是那音节所承载的艰辛与生死的考验，又岂是吾辈所能感同身受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