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所身处的时代,实在是波云诡谲的乱世。

先是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推翻了清王朝的统治。紧接着“中华民国”成立,在并不稳固的江山之下,又发生了各路军阀混战。另一边,中国共产党于1921年秘密成立,队伍不断发展壮大。共产党领导的工人运动在全国各地掀起高潮,其中也遭受到军阀的血腥镇压。国共两党在短暂的合作之后,又在1927年7月以决裂告终。

那确乎是风雨飘摇的岁月,每一个置身其中的人,都像是一朵浮萍,很难在一个固定的地方扎稳根系。动荡的环境之下,人心也是不安的,前方充满了太多的未知,太多的凶险,又有太多的机遇。当我们今天跳脱出时代,评价那时候每个人的选择是否英明时,自然是条分缕析,头头是道,然而被迷局裹挟的人,需要多么睿智的眼光,才能看穿前路啊。

正如罗炳辉对原有身份的反转和对中国共产党的靠近,以及此后的有生之年,他的绝对信赖投入与誓死效忠。关于他的心路历程,我无须赘述。这在他亲笔所写的自传《我的经历》中记叙得详尽已极。

这一切,对杨厚珍又意味着什么呢?事实是,从青年到中年的每一次命运转折,几乎都贯穿着她对罗炳辉的生死追随。是的,我懂得,一个女人对所爱的男人最真实的跟从与依靠。起初的她,自然不可能拥有革命理想,拥有文韬武略。可是物理和化学的反应,都在无限亲密的交互中,自然而然地生发了。

1929年,罗炳辉出任江西省吉安县靖卫大队大队长,身怀六甲的杨厚珍随同前往。那一年,他们的第一个女儿罗吉安(后改名罗镇涛)在吉安出生。同年7月,罗炳辉秘密加入中国共产党,率部武装起义,随后被任命为中国工农红军江西独立第五团团长。

杨厚珍是1929年11月参加中国工农红军的。从时间节点看,她追随的脚步是如此紧密,其间没有任何的踌躇或犹豫。要知道,那时候罗吉安尚在襁褓,她还是一个身子虚弱的乳母。可是为了革命,杨厚珍很快就将孩子托付给了南昌的一户人家。这样的一次生育和哺养经历,几乎成了她一生数次怀胎生产,又数次与儿女离散的暗示和开头。

如火如荼的革命岁月在杨厚珍的生命中哗然打开。她是那么年轻,那么充满激情。她放开了包裹多年的小脚,与旧制的遗留决绝作别。她学着去做一名医院护理员,像亲人一般照顾着那些伤病的红军战士。短短的时间内,她从护士、护士长,一路走到管理员、指导员之职。可以说,职务的变化见证着杨厚珍在战火中迅速成长的坚实足迹。

兵荒马乱的年月中,杨厚珍一路转战,来到中央苏区,在长汀一带从事革命工作。彼时她担任着福建军区机关合作社主任,需要负责后勤给养等许多工作。有一次,她与警卫员一同骑马去广昌县收缴战利品,忽遇一群劫匪迎面而来。土匪见他们一男一女,势单力薄,便强行勒索。那是杨厚珍第一次真正用到手榴弹,等她扔出去才发现速度慢了,最后自己也被炸伤。

也许正是那一次险情,催逼着杨厚珍,在危机四伏的世界里要更加刚强,更加磨炼自己的本领和意志。

其实,女人哪能是天生的钢铁呢?参加革命,出生入死的每一天,她几乎都是在艰难的考验和不断的历练中度过的。在曾宇红的口中,我听到了一个耐人寻味的故事:

杨厚珍曾经是一个极其害怕死人的人,她文化水平不高,多年浸淫的迷信思想像毒蛇一样在脑子里深深盘踞着。战争是残酷无情的,随时都伴着死亡的发生。而她胆小,怕鬼,一到夜晚就往人堆里钻。为了让她尽快成长,彭德怀想了个办法教育她。一天晚上,彭德怀让杨厚珍去执行一个任务,到对面山上将死人身上的绳子解下来带回营地。那是白天刚刚结束战斗的战场,几乎尸横遍野,杨厚珍吓得浑身哆嗦,可是军队的任务又必须要执行。最终,她麻着胆解回了一根绳子。彭德怀问:“你看见鬼没有?”“没有。”“根本就没有鬼嘛。”从此,她再也没有怕过死人。

一次次的历练,杨厚珍胆子变大了,性格也泼辣了。她处事麻利而果断,脱胎换骨般成长为一个真正的红军女战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