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长一段时间里,乡间流传着“嘀咯鞋子(高跟鞋)羊毛衣,单车手表收音机”这句顺口溜,它代表着姑娘们对于结婚彩礼的基本要求。为了顺利成就一门亲事,很多农村家庭心甘情愿举债满足这些条件。在婚前,多数女孩子是穿不上高跟鞋和羊毛衣的。对未知享受的渴望,诱惑和催促着姑娘们一个个成为新嫁娘。

虽然我出生在改革开放之后,但童年和少年仍旧目睹并亲历着乡村物资匮乏之痛。后来我想,也许是时代的进程还在缓慢、耐心地渗透之中吧。这些年我有机会走向全国的许多地方,认识了许多各色各样的人,当我们忆及童年并相互比较,才发现地域和家庭出身的差异,同样影响着人的生存境遇。至少,生活在山区的我,所感受到的春风吹拂比城市慢了好几拍。

童年里,我同样是一个穿不上羊毛衣的孩子,即使最劣质最便宜的毛线织就的毛衣也没有。冬天,我穿一种又厚又硬的卫生衣,颜色多半是深蓝、黑色或酱油色,前襟安两个方口袋。这种衣服虽厚却不怎么保暖,一件不够就穿两件,以至裹得像头棕熊,双手无法自如活动。没有棉外衣可穿,只在卫生衣之上罩件宽大些的薄衫子。美这个词语,离我太远太远。

母亲自己也只在结婚时买过一两斤便宜的绿毛线,为自己织过唯一的一件毛衣。后来那件毛衣穿到线都朽败了,拆下来到处是断头,只够织一件小背心,才轮到了我身上。

念小学三年级时,我开始到乡里的中心小学去,发现有好几个女同学是穿毛线衣的。她们的妈妈手巧,用各种颜色的毛线搭配,织出各种花样图案,有的还是一整套当外衣穿。那样的穿着很容易将她们和我分出阶层,我感到了强烈的自卑。虽然我总是考第一名,虽然老师们甚至校长都喜欢我,经常夸我,但我还是难过地领悟着这种差距。青的妈妈是中学教师,爸爸也是公职人员;丽的爸爸是小学中层干部,妈妈在圩上开理发店;春的爸爸开着诊所,妈妈是裁缝师傅……她们生活在圩上,丰衣足食,无忧无虑,个个显得养尊处优。

我的内心弥漫着一种不可企及的忧伤,我渴望有一件像她们那样的毛衣,一件领子和衣袖上织出了花边,腰间和胸前搭配了颜色的毛衣。那是我第一次向母亲开口,我向她描述衣服的样子,并表现出了深深的贪馋。

母亲竟然破天荒地答应了我。像是完成一件需要下大决心的伟业,她去圩上买来了鲜艳的红毛线,外加一小卷纯白的毛线,用于搭配颜色。然后,她开始了漫长的针织过程。事实上,她这方面的经验实在少之又少,纯粹靠自己琢磨和体会。加之她终日忙于田间劳作或操持家务,每天可以利用的时间那样少。四根棒针在她的手中并不太灵活地挑动着,半年或者一年之后,我终于拥有了平生第一件彩色的新毛衣。我将它穿在身上,深知它并没有我想象中的那么漂亮,与那几个女同学的毛衣相比,还有天大的差距,但我已经对母亲心怀感激。

我所能想起来的物质满足实在太少太少。两三岁时,母亲还让我穿着开裆裤。冬天的清晨,我起床后追随着厨房里的母亲。她将我安顿在一张竹椅子上坐,刺骨的冰冷。我哭着要她先帮我将椅子坐热,并哀求说:“你们大人的裤子都没有洞,为什么我的裤子有洞,我不要穿有洞的裤子。”那是我能记事后,她所给予我的第一次满足。她把我所有的开裆裤全部缝合起来,至少使我变得体面和温暖了一些。

多数时候,我顺从于母亲的安排,她让我穿什么我就穿什么。比如鞋子,我永远穿着比我的脚大一二码的松松垮垮的鞋,因为她担心我的脚长得快,会浪费。事实是我的脚永远跟不上鞋的尺码,直到它们停留在三十四码,再也不长为止。

如今我仍害怕和母亲提那些旧事,因为腹中填满太多辛酸,一提,我们都免不了要落泪。

可想而知,四舅送的那套“小粉鱼”,给我的少年时光带来多少荣耀和骄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