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一幅画面，时常在我脑海中闪现。它来自亲人的讲述，不知为何，却又如此直观而清晰。
画面摇晃到20世纪70年代，瑞金县城边的上吊桥。那是一个夏日的黄昏，正值酷热难耐的暑期，许多孩子扑通扑通跳到桥下游泳。通常，大人们并不理会，任由他们自己闹腾。唯有一个老人从不懈怠，他搬一张小板凳，端坐在绵江河边，目光紧紧地追随着水中嬉游的男孩。乍一看，这就是寻常人家一个普通而尽责的老者。只有夕阳的余晖，为他依然挺直的脊背涂上了一层金色。
少有人知道，这位住在瑞金城里的老人曾经是全军著名的机枪手，走完了二万五千里长征，经历过从苏区反“围剿”到抗美援朝所有重要阶段的战斗。在二十年戎马倥偬的岁月中，他亲身参与过几百场战役并屡获胜绩。当他退回到故乡赣南，退回到烟火日常的最深处，安于做一个慈爱或严厉的爷爷，仿佛战争和枪声离他无限遥远。
是时候说出他的名字了。他就是新中国开国大校——彭金高。
今天，彭金高的孙子彭赣东坐在我面前，有些急切地想要向我呈现爷爷的一生。当年那个游泳的男孩，也成了一个退休的老人，我恍然有时空移易之感。他说起一条爷爷专为管教孙子而做的竹鞭，说起在水深处游泳时差点淹死的经历，说起爷爷如何将他的双腿抽打出深深的血印子，他甚至还记得爷爷一边抽打一边狠狠地责骂：“与其淹死，不如我来打死。”
再后来，爷爷就成了绵江边上的一个守望者。直到，彭赣东兄弟安然无恙地长大成人。也许，一个枪林弹雨中厮杀出来的百战之将，一个经历了太多生离死别的人，在重回和平的生活之后，对待生命有着常人所难以企及的格外疼惜。
这些年，彭赣东一直在做一件事，整理爷爷穿越中国乃至跨越国境的战斗历程，将记忆中慈祥又严厉的爷爷与想象中驰骋疆场的爷爷统一起来。在与爷爷三十年的相处时光中，爷爷对过往的讲述少之又少。当他真正下决心动笔记录时，爷爷已不在人世。尽管如此，他还是费尽九牛二虎之力，编写了《彭金高年谱大事记》，以《我的祖父彭金高》为题，写下了十几万字的详尽记述。
我翻开了《年谱大事记》的第一段：
彭金高， 1911年 9月出生在江西省会昌县西江彭屋（下屋）村一个农民家庭，原名彭多灶，参加革命后改现名。生活在一个比较殷实的农民家庭：父亲彭元彩，精于农田耕作，略懂医术；母亲赖（？）氏，为人老实厚道，待人忠厚诚实，善于操持家务，在群众中威信很高。父母亲都是那种勤劳、善良、本分的人。大哥多烄在家乡解放后编入村自卫队，1934年经政府动员加入红三军团，参加广昌保卫战负伤，红军长征后在宁都养好伤回家务农。二哥多森年轻时受不良思想影响，1930年受国民党反动政府蒙蔽，一度参与国民党靖卫团组织，后在家务农。
它忠实地记载着一个人生命的来处和根系，以及同一棵大树上不同枝干的分杈。是的，彭金高曾经有过相对安稳的童年生活，还在村里上过三年小学，只是随着父亲的病逝和兄弟观念的迥异，终至走到了家庭分崩离析的境地。二哥赌博债台高筑，上门讨债的人纷至沓来，三兄弟分别成婚后决绝分家。那个名叫彭多灶的年轻人，带着母亲和分摊的四百元债务，走向了与二哥截然不同的人生路。争吵和矛盾是可以想象的，为了心无旁骛地参加革命，他曾一度宣布与家庭脱离关系，以免使家人受到牵连。
许多年以后，当我们重新回望那段白了又红、红了又白的岁月，便深刻地理解了彭金高的断腕之痛。在战乱时期，随时面临着生命的险境，即便亲如手足，谁又不希冀自保而害怕相互拖累呢？
彭赣东捧出一张爷爷年轻时的黑白相片，那是他在战争年代专门去照相馆拍摄，寄回给家中妻儿的。相片中的彭金高面庞清瘦，却身穿长衫，头戴礼帽，俨然一副生意人的样貌。随相片同时寄来的是一封短信，他告诉亲人，自己在外做生意，而不是参军。他刻意制造的所有假象，无非是防止家中被国民党灭门。包括他参加红军后改名为彭金高，应该也是本着相同的用意。在对爷爷生平进行深入研究的过程中，彭赣东发现，烽火硝烟的年月里，许多红军在部队里都摒弃了最初的名字，尤其是爷爷这样足以威慑敌人的红军将领。
事实上，决裂远非彭金高的本意，落叶对根的情意始终萦绕在他的心间。这也是1969年，彭金高选择回到家乡定居的原因之一。
1994年，彭金高在苏州病逝，亲人们遵从他的遗愿，将他的骨灰送回会昌县红星村安葬。这一生，无论跋涉的路途有多么辽远，多么曲折，他最终选择的仍是安息于这片生他养他的土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