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

就在彭金高奔赴朝鲜战场的同时，他的妻子王英一个人经长途旅程来到红星村，专为将彭金高的儿子接到身边生活。彼时1932年出生的彭祥镛年仅十九岁，还在当地做挑夫。由于家中生活一直艰苦，他没怎么上过学。除了种地，出卖苦力，他几乎看不到任何别的出路。

没有人知道，王英是怎么和彭祥镛的生母谈的，这位母亲又是怎么答应将自己朝夕相处的儿子拱手相送的。但是所有人都知道，当她唯一的儿子远行千里之后，她在这个世界上，就真的是孤零零的一个人了。所有人也都知道，儿子只有送到父亲身边，才会过上更好的生活。

王英给彭祥镛的生母留下了几十块大洋，带着他走了。他们返回位于辽宁沈阳的一一七师留守处，组成了一个新的三口之家。此后，王英终身未生育孩子，她待彭祥镛如同己出，承担了撑持整个家庭的重任。那时候，部队实行按人口供给制，小孩越多，津贴越多。一个战友生有多个女儿，想送一个给她带养，她没有要。也许，在她心里，彭祥镛已经是她的亲儿子了。这一生，她为彭祥镛操办婚姻，在他婚后远赴四川工作时，仍不断为他补给生活所需，还将孙辈彭大东和彭赣东带在身边，抚育长大。她为彭家几代人的大小事务四处奔波，终获圆满，赢得全家人发自内心的敬重和爱戴。

言及此处，彭赣东一度声音哽咽：“奶奶是家里的顶梁柱，一直把我们当亲生的孩子，为这个家庭做出了很大的牺牲。”

此去经年，我无意评述这两段婚姻中的是与非，时代风云变幻之下，命运写满了阴差阳错。这两个女人，无论哪一个，都在我心中活成了大女人的形象。作为男人的彭金高，仍旧是一个幸运的人。

1951年4月，伤势还没完全恢复的彭金高就心急火燎地返回了朝鲜战场，继续烽火连天的日子。同年8月，他被任命为中国人民志愿军三十九军一一七师师长。直到1952年8月回国，他的征战史方才宣告结束。从土地革命战争、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到抗美援朝战争，从中国工农红军、八路军、新四军、东北人民自卫军、东北民主联军、中国人民解放军，到中国人民志愿军，在战事中足足辗转二十年的他，战斗履历实在太丰富，太厚重了。

彭赣东向我展示了一枚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自由独立二级勋章，上面印着一行朝鲜文字，那是彭金高用鲜血乃至生命换得的至高荣誉。在彭家，至今还保管着大大小小几十枚勋章，有三级八一勋章、二级解放勋章、二级红星功勋荣誉章……他们在时间中暗淡了表面的光泽，却不曾改变珍贵的质地的内在的光芒。

战争给这个家庭带来了相应的光环，也留下了太多的疼痛。彭赣东说：“我参加工作，学会吸烟后，奶奶给了我一个抗美援朝的纪念烟嘴，那是1952年中国慰问团到朝鲜送给爷爷的，玉质烟嘴上刻着‘祖国——我的母亲’几个字。而爷爷因为长征时经常饥一顿饱一顿，落下严重胃病，不得不把烟戒了。”

彭金高的所有病痛，体会最深刻的是妻子王英。1995年，她在怀念丈夫的文章中写道：“朝鲜战争结束后，金高的体重只有四十五公斤，一天支持不了几个小时的工作，每年都要住上七八个月的院。长征时他就得了胃病，犯病时吃啥吐啥，身体十分虚弱。”

小时候，彭赣东接触过不少抗美援朝战利品，那是中国人民志愿军缴获的美军指南针、收音机、罐头、睡袋、大衣等。哥哥彭大东幼年因一场疾病影响了大脑发育，导致思维有些迟钝，他极度仇恨美国，把收音机、指南针拆了盖子，剪了线，全都砸毁了，如今只剩下一件大衣作为纪念品躺在彭家的柜子里。彭赣东感到无比痛心：“从前不懂事，许多东西不知道珍惜，失去了才知道它们的宝贵。”也因此，他将爷爷留下的所有物品都拍了照，尽己所能地妥善保管起来。

当年的彭金高，却把名利之事看得很轻，他甚至将一个可以别在胸前的勋章给彭大东的孩子玩，损坏了也不生气。1955年，中国人民解放军首次实行军衔制，彭金高被授予大校军衔。那时，他正在中南军区汉口高干班学习，许多同学都说，如果他还在三十九军，至少应该是少将军衔。彭金高总是一笑置之，他说：“干革命不是为了当官，那么多同志牺牲了，有的连名字都没有留下，比起他们，我幸运得多。”

退休以后，彭金高无比热爱着含饴弄孙的生活。他放下陪伴了多年的枪，似乎将整个的战争年代都藏了起来，阻挡在孙辈的视线之外。他在他们的头顶撑起一把大伞，小心翼翼地护卫着他们平安长大。翻阅彭金高的旧照片，发现他露出笑容的极少。唯一一张是老年的他抱着一个幼稚的小女孩，笑得合不拢嘴。彭赣东说：“那张照片摄于1992年，怀中的女孩是我女儿，也是爷爷最小的曾孙女。”那时候，彭金高已经完全是一个慈祥的老头儿了。

他曾经是冲锋在前的机枪手、叱咤风云的指战员、军分区的司令员、炮兵学校的副校长，但他最渴望的应该就是这种幸福而安宁的生活。所幸，他真正地拥有了这一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