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重塑的记忆

桂花的香气弥漫在南方的秋天里，趁着长假，我踏上了阔别多年的返乡路。自从父母搬到市区生活，我已经有十多年没有回老家看看了。推开车门，远远地眺望，一排排外墙贴着白瓷砖的崭新楼房矗立在乡间，一条弯曲的水泥公路正向远处延伸。我不禁驻足犹疑了：这还是我记忆中茅檐低小、道路泥泞的家乡吗？

瑞金，九堡，麦菜岭，这是烙印在我生命中的地域符号。我一直以为，它的样子已经在我脑海中生根，无论我走得有多远，无论光阴流转了多少年，我都能像熟识母亲的脸谱一样熟识它。但是今天我发现自己太过自信了，面对一幢幢外观大致相同的房屋，我险些迷失了方向。唯有村头那棵巨大的冬青芽树，像迷航中的灯塔一般，安定了我忐忑不安的心。

此刻，人们或出门赶圩，或窝在屋内休闲，少有人站在自家门前，我无以分辨哪一幢楼房是属于我熟悉的哪一个乡亲所有。暴露身份的，是大门上钉着的一块块驻村工作联系牌。我一一地念出那些熟悉的名字，一阵源自内心的暖流一遍遍涌上全身。

忽然，我眼前一亮，看到“同飞”这两个字。他，曾经是全村最穷最苦的人，竟然也建起了钢筋水泥的二层半楼房？还记得许多年前，他打光棍到三十多岁才勉强娶了一个半痴半傻的女人为妻，妻子多年不孕，待到真正怀孕时，没钱问诊，竟然听信巫婆的话，以为是患了肚子肿胀的病，吃了很多土方子的打药。最后是我母亲好心带她去看医生，才保住胎中的孩子。他的儿子到了上学年龄，又交不起学费，当时正好是我的学生，还是我帮他联系了一个部队官兵，一直资助到他小学毕业。我离开家乡到市区工作的时候，他们一家三口还住在祖上分下来的一间土坯房里。生火做饭、吃喝拉撒，所有的日常起居，都在十几平米的逼仄空间里完成。眼前的景象，完全颠覆了我的记忆。

这时候，住在隔壁的招娣奶奶听到动静，从屋子里走了出来。她手搭凉篷，对着我打量了许久，方才认出我来，不由得欣喜万分，大声招呼着把我拉进了她家。她今年有九十多岁了，几年前就听说她患了眼疾，什么都瞧不见了，真没想到今天却能认出我来。我惊奇地问：“招娣奶奶，你的眼睛治好了吗？”“对哟对哟，感谢政府的好政策，我去看病做手术是公家出的钱，还是驻村干部帮我联系的哩。”她高兴地竹筒倒豆子一般说。招娣奶奶的几个儿子家境都不好，她生怕连累了他们，就说自己反正没有多少年好活了，一直没让上大医院看眼睛。真没想到，这个结还是让驻村干部给解开了。的确，再好的政策，也得让老百姓知道才行啊。

不一会儿，好几个带着小孩的大妈婶子聚拢来，七嘴八舌地对我说起村子里的变化。我又一次把话题转向同飞一家，桂花婶说：“你不知道吧，同飞的儿子在外面打工，都娶了媳妇回来，还生了儿子呢。”“是呀，前几年，国家有土坯房改造政策，驻村干部来动员，说建楼房政府给补助。现在全村的土坯房都拆了，大家都建了楼房。同飞一家用打工的钱，加上政府补的钱，也做了新屋，再也不用一家人挤一间屋了。要不然哪，他的媳妇还难娶进门呢。”兰英大妈接着说道。望着那一张张荡漾着笑意的脸，我的心中感慨万端。曾几何时，农村人的梦想就是“楼上楼下，电灯电话”。乡村振兴规划的实施，让多少农民的梦想变成了现实啊。

兰英大妈刚刚说完，口袋里的手机忽然铃声大作。她接通电话，朗声大笑着：“三儿，这么快就要到家啦？”揣好手机，她急急地往外走，来到村村通的公路旁，翘首望着从不远处驶来的一辆小汽车。原来，她的三儿子伟明从福建开着车载着妻儿回家过中秋节了。大家相跟着出去，看着小汽车渐渐驶近。伟明摇下了车窗，一声声起劲地按着喇叭。

记忆被重塑，如新生的秧苗重新生长于心田。那一刻，我仿佛听见了大地内心的欢唱，那是一曲用幸福谱写的乡村奏鸣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