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篇：送别
一送（里格）红军，（介支个）下了山，秋风（里格）细雨，（介支个）缠绵绵。
山上（里格）野鹿声声哀号，树树（里格）梧桐叶呀叶落光。
问一声亲人，红军啊，几时（里格）人马，（介支个）再回山。
…………
一首《十送红军》，如泣如诉的旋律中，常常是泪水和着歌声一同流淌。1934年10月的一个黄昏，中共中央和中央红军从瑞金出发长征。从“长征第一山”云石山到帮坑山，绵延五公里的路程，尽皆是出发的红军和送别的群众。田里劳作的，家里做饭、纳鞋底的，老人、孩子、妇女全都跑了出来，站在路边看着行色匆匆的部队。
那是人类军事史上罕见的巨大转移，那是一次掺杂着诀别意味的送行。一时间，老母送别儿子，孩童送别父亲，妇女送别情郎。而前路似乎并不如想象的光明，亲人远去，却不知何时可得回返。骨肉相连，怎忍分离？
低低的军号声，吹响了前行的步伐。急促的口令、高亢的马嘶，一声一声地撕扯着送别群众的心。绵绵的秋雨，夹杂着清寒的秋风，更添了离别的愁绪。
“去吧，跟着队伍走吧。”十六岁的宋有发娣拉着丈夫曾光祥的手，恋恋不舍，做了七年童养媳的宋有发娣刚跟她的光祥完婚。“在西江补充团，送过去后，我去看了两次，最后去看他时，拿着新做好的鞋，煮好的鸡蛋，队伍已经走了，没见到，也没吃上一口。”
宋有发娣送走了自己新婚的丈夫，却再也没能看到他归来的身影。1983年，宋有发娣收到瑞金县人民政府补发的曾光祥革命烈士证明书，上面写着“1934年北上无音讯”。宋有发娣手里拿着这纸崭新的证书，连同她2005年度“优秀共产党员”证书一起贴在胸口，泪眼婆娑，她喃喃低语：“活着回来多好，我的光祥，我的光祥……”
对于送别的场景，瑞金市党史办原副主任刘良曾如此描述：“百姓拿出家里最好的吃食，花生、芋头、鸡蛋、水果，伫立道路两旁，不停地招手。真是一幅箪食壶浆送征程的大画面。有一位老大娘，挎着一篮子煮熟的鸡蛋，想给儿子带上，见一个红军送一个，一篮子鸡蛋都送完了，也没见到自己的儿子。”
同样是在那一场送别中，瑞金沙洲坝下肖区七堡乡的杨荣显送出了他的八个儿子。在革命前，杨荣显一家穷得饭都吃不上，连给儿子取名字的心思都省略了。他只是按照年龄，分别把他们叫作“一生保，二生保，三生保……八生保”。还是在苏维埃政权建立后，杨荣显一家才分得了田地、山林，过上了有吃有穿的日子。于是，他毫不犹豫地将八个儿子全都送上了战场。
在苏区，还有着无数个像杨荣显这样的人。他们在国军抓丁时总是千方百计地躲藏，却心甘情愿地把儿子送进红军的队伍。因为，在他们的心里，只有红军才是自己的亲人，只有红军，才能让穷苦人过上好日子。
可是他们知道吗？他们知道此去二万五千里，多少险山恶水、枪林弹雨等在亲人的面前吗？他们知道送出去的亲人也许再也不会有丝毫音信吗？
在瑞金红军烈士纪念馆，一组统计数字清晰地记载了瑞金人民为中国革命所做的贡献——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瑞金仅二十四万人口，其中有十一万三千人参加红军和地方革命斗争，三万五千人参加长征，一万七千多人牺牲在长征途中。也就是说，长征平均每行进五百米，就有一个瑞金人倒下。
山无语，水无声。多少壮士一去兮不复还。
我曾数次登临云石山，抚摸过“长征第一山”这几个鲜红的大字。望着山上萧萧的落叶，望着那一块块被草鞋踩踏过的乌石，我常想象如果那一天我站在送行的队伍中，该怎样才能抑制住眼窝里蹿出的泪水，看熟悉的背影从目光中远去，看凄清的暮色覆盖下来，渐渐合上了瑞金的天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