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此时正值清明，淅沥的春雨拍打着窗户，彭赣东的讲述亦绵密地灌入耳际。每年的这个时节，彭赣东都要从苏州回返家乡，为爷爷扫墓。只是这一次，他的行程增加了一个特别的环节，和他认为可以信任的作家倾谈爷爷生命的意义。

我还记得，2014年，也是这样连绵不断的雨，我和先生带女儿去江苏旅行，专程来到苏州总后勤部干休所，与彭赣东兄弟及其家人见面。那时候，我听先生大致讲述过彭金高一家在瑞金生活时，彼此作为邻居又超乎邻居的亲密关系。从小，先生便如自家爷爷那样称呼彭金高，并备受他的疼爱。但关于彭金高的身世，仅偶有所闻。我们都没有预料到，最终需要这样一场为写作而铺垫的正式晤面。

现在，彭赣东怀着热切的心情，像竹筒倒豆子一样，向我倒出爷爷的一生以及家族的变迁。时光汹涌，陈年的土壤被一茬一茬的植被覆盖，爷爷的名字越来越鲜少被人提及。眼前的花甲老人，真切地感到了个人力量的微薄与艰难。明知是时世前行不可抗拒的规律，却仍旧被无奈的情绪攫住。为爷爷留下些什么，几乎是爷爷去世后他思考最多的问题。

是的，我理解，彭赣东与哥哥彭大东自小远离父母，在爷爷奶奶的羽翼下长大成人，其间的情感，远非一般爷孙可比。何况，爷爷的一生，原本充满了奇迹般的英雄色彩。

将镜头拉回到1931年的赣南，那真是一个翻天覆地的春天啊。苏维埃政权在瑞金建立，赣南苏区广大的劳苦人民，无不被红色风暴席卷。他们看见了一个崭新的现实，一种叫作希望的光亮，并为之投注以火一样的热情。

“1932年11月，在家入团，证人彭祥坤；1933年4月，在家自动参加红军……”

一本纸页泛黄的自传手稿，忠实地记录着彭金高在时势激荡中的重大事件。一个普通的农村青年，睁开了张望世界的眼睛，逐渐接触革命队伍，并接受进步思想，加入共产主义青年团。紧接着，他参与苏维埃政府工作，参加打土豪分田地和反霸斗争，全身心地投入到新生活里去。他追随着时代的滚滚洪流，意气勃发。一条通往理想的道路在他眼前清晰地铺开：去斗争，去做自己的主人，去打碎旧的不公和旧的桎梏……

1933年6月6日，中共苏区中央局作出《关于扩大红军的决议》，强调必须执行中央局2月8日紧急决议中提出的“创造一百万铁的红军，来同帝国主义国民党军队作战”和“动员所有模范营模范赤少队整营整团加入红军”的号召。一时间，如火如荼的扩红运动遍及整个苏区，从十几岁的少年，到四十几岁的中年，纷纷走向了追寻平等和自由的队伍。

从自传可知，彭金高没有坐等别人来扩红，而是于1933年4月主动参加了红军。不仅如此，在前往瑞金集训时，他还从家乡带来了九条汉子。都是热血涌动的青壮汉子啊，谁能想到呢？他们经过半年整训，参加第五次反“围剿”战争，迎来的是无比惨烈的牺牲。

这，成为彭金高心中一生的痛。此后，当他在接二连三的战争中一次次目睹战友倒下，这样的痛更是有增无减。这或许印证了彭金高晚年鲜少提及往事的缘由，他不愿意一次次翻动那些不堪回首的伤痛，不愿意用别人的不幸来映衬自己的幸运。

是的，彭金高当然是幸运的。革命的旅程中，牺牲似乎总是如影随形。那些熟悉的名字和身影，在冲向险境的路途中渐次隐匿。他们出发的时候，谁不是意气风发，怀揣必胜的信念呢？可是一同投奔理想的十条汉子，最后只剩下彭金高一人跟随少共国际师踏上了长征路。在《西江镇志》里，记载着红星村三十八位有名有姓的烈士，从战火中幸存下来，并回到家乡的红军仅彭金高一人。

他幸运到什么程度呢？彭赣东举了一个例子：1949年彭金高担任副师长南下攻打白崇禧部时，整个师只有五个红军，彭金高是唯一走过长征路的中央红军。事实上，在艰苦卓绝的长征中，战士一直在断崖式地锐减。原本一万多人的少共国际师，到遵义会议时只剩下两千多人。当红军长征胜利到达延安后，活下来的中央红军只有六千多人。这其中，大多数是红军将领、家属或后勤、警卫。战斗在前线的红军战士，多已壮烈牺牲。而彭金高所在部队，一直担负着保卫中央纵队的重任。作为一名机枪手，他始终处在全军最危险的位置。他是火力点，是两军交战时敌人最狠命打击的目标。

彭金高能活下来，实在是一个天大的奇迹。更令人无法想象的是，历经土地革命战争、抗日战争、解放战争，血里火里，他竟毫发无损，从未负过一次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