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一群老樟树，时常绵密地铺进梦境里。顺着它们挥舞的长臂，童年，外婆，乡愁，时间的经纬，无数次重新映现在一座名叫樟树下的村庄深处。

许多年过去，你仍固执地将这一片地方称作外婆家。正如现在，大巴车从瑞金市区，经沙九公路，往西北郊进发八公里，一路畅行开进了村委会门前的宽阔停车场。车上走下来一群来自全省各地的文艺家，作为其中的一员，你忍不住动情地向众人指认它在你生命中的特殊意义——外婆家。

其实，外婆十几年前已长眠于村后的一座山冈中。踏上这片土地，既熟悉又陌生。儿时钻进钻出的土房子、老洞水、泥巴路、猪栏牛舍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一排排黛瓦白墙的徽派建筑，还有整洁的水泥路、青砖地。原来供全村人洗衣服的泥堰池塘，如今已用片石砌得方方正正，成了荷花池。一口用来汲取饮用水的简易水井不见了影踪，你还记得，井面上垫着一块湿滑的木板，上面长满青苔。妈妈说，有孩子从那里滑下溺亡过。现在，人们用的是自来水。

唯有那群老樟树还在，还记得一个小女孩曾爬上一棵驼背的樟树，嬉闹、唱歌、捉迷藏。还用宽大的枝叶覆盖一座村庄的日升月落、炊烟袅袅。五十六棵这样的老樟树，围绕着一个村庄，已经活了一百年甚至几百年了，它们用自己的存在和气息，成就了一个村组的符号，也丰满了几代人的记忆。

樟树，是赣南人的风水树。在房前屋后，在溪河两边，在村头村尾，人们栽种它，热爱它，崇信它。炎夏时坐在它的浓荫下歇歇凉，盛大节日时在它脚下敬炷香，有了折磨人的难肠事时拜一拜它，对它倾诉一番。樟树下村组所在的行政村，叫作洁源村，是赣南许多遍植樟树的村庄中的一个。如果再往前追溯，早在苏区时期，整个洁源村就名叫樟树乡，隶属于下肖区。

村里的人，大半姓欧阳。一座祠堂，承载着他们的姓氏或宗支的脉络。而村史馆，则记载着整座村庄的历史。在村支书的指引下，从村委会办公楼登上二楼的村史馆，你仿佛进入了时光隧道，那些过去的人，过去的事，还有过去的生活一一复现。看了那些老物件，听了那些老故事，你猜想，在那些老樟树铺就的绿底色之上，最鲜艳的莫过于红色了。

这是一座地道的红军村。“那个时候，洁源的天是红的，地是红的，人心也是红的。”村支书说。村里人念念不忘的，有“七个儿郎当红军”的故事，也有“一家五兄弟齐革命”的故事。要活命，要翻身，时代的洪流裹挟着每一个普通人，朝着一个相同的方向迅疾奔涌。

“七子参军”故事中的主人公欧阳汝明，是在苦水中泡大的洁源村人。父亲早逝，他与母亲相依为命，常靠要饭度日，饱受土豪地主的欺负。十几岁开始，他便是田间地头的劳作主力，但二十八岁才得以结婚。1928年，当革命的火种在瑞金点燃时，欧阳汝明决定把儿子们送去前线当兵。他做好了老母亲刘氏的思想工作，又挨个说服了儿子投身革命。他的大儿子欧阳克茂参军时，还不到三十岁，他的小儿子欧阳克荣随红军北上时，刚满十六岁。悲伤的是，他的七个儿子，全部壮烈牺牲在了长征路上。

你不知道作为烈属的村民欧阳汝明，是怎样度过了他的余生。但是你知道，1934年，在扩红运动中，洁源村荣获过一面“扩红第一村”旗帜。你还知道，苏区时期仅一千余人的洁源村，支红支前人员共有四百多人，其中一百八十六人参加红军或在苏维埃政府工作，一百零五人为革命牺牲。新中国成立后，被正式认定为革命烈士的有八十九人。

那时候，为了支持革命，洁源村人民不仅踊跃报名参军，还甘愿吃红薯渣、挖野菜充饥，慷慨捐粮捐款，踊跃献鞋献物，几乎穷尽了自己的所有。洁源村人是这样，瑞金县人是这样，整个赣南，整个江西的所有红色区县和村庄都这样。在樟树下村组，参加红军后一去不返的人有许多，回来的只有两个，其中一个是外公的满叔叔。只是，他受过伤，回归的已是病体残躯了。

你还记得，外婆家常年住着一个老人，叫观发娣奶奶。她的丈夫，丈夫的兄弟、堂兄弟，全都去参加红军了，没有一个人回来。孤身一人的观发娣奶奶带了一个养女，与三舅从小青梅竹马，结为夫妻，就成了三舅母。后来，观发娣奶奶搬到了外婆家生活，成了全家人的奶奶，被恭顺养老，直到高寿送终。

这样的故事，村子里每家每户都能讲出一两个。离樟树下不远的村庄里，还发生过一个流传最广的故事——“八子参军”。下肖区的杨荣显老人，八个儿子去当红军，一个都没有回来。而今，故事早已搬上了赣南乃至全国的舞台，每演一场，泣声一片。

洁源村所在的乡镇——沙洲坝，是中华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所在地，也是“二苏大会”召开的地方。距村子两里开外，还有一口闻名中外的井，叫红井。挖井和吃水的故事，印在了小学一年级的课本里，也印在了沙洲坝世代人们的心上。现在，怀着饮一口红井水的心愿，来到沙洲坝的人，老幼妇孺，络绎不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