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
红军一路向北，天气越发寒凉。杨厚珍怎么会想到，迎接她的不仅是风吹彻骨，还有布满荆棘的长路，而且似乎总也望不到头。但是开弓没有回头箭，她唯一能做的是，走啊，走啊，不停地走，不要命地走。哪怕只是用那双小脚，一寸一寸地丈量大地；哪怕将那双小脚走烂走废，直到再也走不动为止。
今天，我难免要以一个女人的心思暗自揣测，她如此执着如此无畏，其中对党的忠诚和对丈夫的追随，哪一个所占的比重要大一些？也许，两者皆重如泰山，皆是她无法抛舍的最爱。更也许，这两种深沉的爱恋，早已集合在一起，无法分割清楚了。
后来，我在杨厚珍的亲人口中找到了答案。他们说，杨厚珍在世时，说得最多的一句话是：“我从不后悔自己的选择，长征路途中虽然辛苦，但能跟着共产党打天下，再苦再累都是值得的。”
为了激励自己战胜困难，她牢牢地记着女红军的口号：“不掉队，不戴花，不当俘虏，不得八块钱。”当时，部队有条纪律，在途中生病、受伤，跟不上队伍的红军，就会被寄养到老百姓家里，由组织留下八块钱作为生活费。拿了八块钱，差不多就意味着永久失散了。
为了躲避敌人的围追堵截，队伍多是挑一些少有人走的嶙峋山路，并且经常在夜间急行军。许多年以后，幸存的红军们都会回忆起蜿蜒的队伍中，被月光的清辉拉长的那个摇摇晃晃的身影。在人们的记忆中，当年的她又矮又胖，走路磕磕绊绊。殊不知她宽厚温暖的腹部，正怀抱着一个渐渐长大的胎儿。
残酷的战争却并没有因为杨厚珍是一个孕母而对她有所仁慈。长征开始的第三个月，杨厚珍刚刚适应行军的节奏，就遭遇了意外。
一天，女红军们正有说有笑地走在路上。杨厚珍与贺子珍是印发文件的铁搭档。贺子珍文化水平高，负责刻写；杨厚珍文化水平低一些，负责油印发放，二人一直如影随形。大姐邓颖超则喜欢讲故事，经常给她们讲三国，杨厚珍特别爱听。不想此时危险正在悄悄降临，一架敌机飞到她们头顶的上空盘旋着，追撵着她们不停轰炸。突然，敌机像老鹰一样俯冲下来，杨厚珍来不及躲避，一颗炸弹就在她身旁爆炸了。顿时，她被炸飞数米远，弹片不偏不倚地击中头部。等战友们将她从土里挖出来的时候，那件出发前从瑞金穿来的棉大衣，被炸得稀烂。她全身淌着血，已经昏死过去，没有了呼吸。
所有人都以为杨厚珍已经牺牲了，流着泪把她抬到一边，又从周围老百姓那里买了一口棺材，准备次日下葬。
傍晚，休养连留在当地休整，康克清大姐带着大家向杨厚珍的“遗体”告别。她走近血肉模糊的杨厚珍，按照风俗替她抹脸，意欲让她合上眼睛，就在这时，她突然发现杨厚珍的鼻子里还有气息，并且发出了微弱的哼哼声。原来杨厚珍还活着！康克清一时大喜过望，喊叫起来：“她还活着，快，快找医生抢救！”
那一次，贺子珍也受了伤，毛泽东恰好带了军医傅连暲过来替贺子珍治伤。大家赶忙叫来傅连暲医生，立即对她进行手术，终于把杨厚珍从鬼门关夺了回来。不过，这一次她伤势太重了，昏迷了整整四天，又在担架上躺了一个多月，最后落下了伴随终身的三等残疾。
更令人惊奇的是，大难不死之后，杨厚珍肚子里的孩子竟毫发无损，继续躺在母腹中一天天成人成形，直到生产的那一天。
那是1935年的春天，杨厚珍所在的队伍已经走到了贵州地界。在经过一个村庄时，阵痛发作了，杨厚珍意识到肚子里的孩子就要降生。她赶紧走到一户农民家的牛棚里，用喂牛的干稻草简单铺好，躺在上面，产下了一个健康的男婴。
婴儿嘹亮的啼哭声惊动了那户人家，正好他们家里来了一个客人，见是男孩，表现出很喜欢的样子。贺子珍于是决定将孩子送给那个客人，客人当即脱下自己的外衣，将孩子包裹住，抱走了。这是杨厚珍诞下的第五个孩子。自然，这个孩子也是永远地离散了。她作为母亲的经历里，又添了一重新的悲伤。
大部队的行军不会因为杨厚珍的生产而停止，这时候，杨厚珍已经掉队了。她二话不说，将裤头扎紧，翻身上马，火速追赶部队。等到追上时，天已经黑透了。她找了个无人处，解开裤头，里面全是凝结的血块。
在宿营地里，当天晚上的伙食是每人两块红薯，邓颖超倡议每个人分一块给杨厚珍吃，以补给产后饥饿虚弱的身子。杨厚珍一块都没有要，却被感动得眼泪直流。她在和亲人讲述这段过往时，斩钉截铁地说：“大家都没有吃的，都饿。我怎么能要呢？坚决不能要。”
然而战友的温暖和关怀，她却记了一辈子。
同为母亲，我实在无法想象这样的一种惨烈和痛切。如果不是身处乱世，不是走在长征路上，不是周旋于战事，她应该躺在温暖的床铺里坐月子，喝上一碗红糖水，享受亲人的细心照顾，她还可以给自己的孩子喂上一口母乳，感受婴儿唇舌带来的柔软和微痒，用全部的怜爱搂紧自己的孩子。
战争，挑战着人的身体承受极限，也让一切人伦与母爱为之让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