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

在云石山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旧址，我找到了一份《批准参加长征的三十位女红军名单》，有邓颖超、康克清、贺子珍、刘群先、钱希均等，其中，自然有我凝神关注的杨厚珍。

这是一次悲壮而无奈的战略大转移。1933年9月，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失利，战局急转直下，红军失去了在内线打破国民党军“围剿”的可能。随后，整个中央苏区仅存瑞金、会昌、雩都、兴国、宁都、石城、宁化、长汀等县的狭小地区，红军陷入更加被动的境地。中央被迫于1934年9月上旬决定实行战略转移，时间定在10月底或11月初。

正当中央红军处于战略转移部署之际，1934年9月下旬，蒋介石在庐山秘密召开军事会议，决定在第五次“围剿”的基础上重新调集兵力，在德国顾问的策划下制订了一个“剿灭”中央苏区红军的“铁桶计划”：以瑞金为目标，在距瑞金一百五十公里处形成一个大包围圈，将红军主力压迫到狭小范围内进行决战，以求在一个月内将中央苏区红军消灭。

消息传到中共中央，主持筹划战略转移的“三人团”立刻意识到中央红军面临的危险，立即以中革军委的名义发布战略转移的行动命令，提前向湘西实行战略转移。10月10日傍晚，党中央和红军总部率领红一、三、五、八、九军团连同后方机关人员，从瑞金的梅岗、马道口等地出发，向湘西转移，开始长征，只留下了红二十四师和十多个独立团约一万六千人在中央苏区坚持斗争。

一切都进行得仓促而紧急。我注意到参加长征的女红军名单中，多数人担任着中共中央的重要职务，并已与红军高级将领结为夫妻。名单下还有一句说明：“经过中共中央妇女部提名和体检，中央苏区有三十位女红军被批准随军突围长征。”

去还是留，牵扯诸多将士与家眷的骨肉分离，其间必有太多的慌乱和纠结。按说，杨厚珍本不具备参加长征的条件。当时，中央内部提出了几个条件：必须是共产党员，思想政治上绝对可靠；必须有独立工作的能力，会做群众工作；要有好身体，能适应艰苦的环境。

光是一双小脚便足以成为她出发的绊脚石，何况，她已经怀有三四个月的身孕了。

但杨厚珍是铁了心要随部队走，多次向组织提出申请。两个幼小的孩子不能带在身边，她咬着牙送给了老乡抚养。幸亏身孕还不是太显怀，她用长布一层一层地用力缠裹，以至竟通过了体检关。当然，还因为罗炳辉当时是红军第九军团的军团长，作为他的妻子，杨厚珍的随行更是有理有据。

她被编在干部休养连，是中央专门为老战士、女战士、伤病员组成的一个连队，共三百多人。其中包括董必武、徐特立、林伯渠、张宗逊等人，自然也包括那三十位女红军。她们生死与共，相扶相携，结下了深厚的革命友情。因杨厚珍与蔡畅、康克清、邓颖超等几位女红军年龄较大，又被并称为“八大姐”。

秋天正在一日一日地变凉，萧瑟的秋风吹彻原野，杨厚珍走在长征的队伍中，显得格外扎眼。她迈着一双小脚，用尽全力地追着，撵着。那是常人所无法想象的艰苦，在日复一日的急行军中，一双大脚尚且会走得酸疼起泡，何况一双已经变形的小脚。

肿和痛如影随形，像猛兽撕咬着她的肉体，她痛得冒汗，痛得皱眉，拄着棍子还时常摔倒。同志们见她走路实在困难，都劝她坐坐担架，但是她坚决不同意。她说：“哪怕是爬，我也要和同志们一道前进！”因为她知道，抬担架的人会更累，更苦。没有更好的办法，只能咬着牙坚持，实在累了就停一小会儿，又站起来，拖着肿胀甚至麻木的双脚继续往前走。就这样，她硬是没有掉队，并逐渐适应了行军的强度。

小时候，我曾在某座村庄里亲眼见过一个小脚老太太，她拄着拐杖，用脚后跟颠啊，颠啊。那双小脚，别说走快了，连走稳都是一件难事。她的步子那么缓慢，那么细碎，仿佛永远也走不出那座村庄。那时我正和小伙伴疯跑，追赶，不知道为什么，看到那个老太太，我突然停了下来，怔怔地盯着她的脚，小小的心间泛起一种从未有过的酸楚。

现在，当我再次想象一双疼痛的小脚，一双走在二万五千里长征路上的小脚，我的心口又禁不住生疼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