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杨厚珍又一次随部队转战，离开长汀，回到生养她的瑞金时，是在1930年春天。河背街的池塘边、院落里，桃花、李子花、迎春花鲜艳艳地绽开着；源发号商铺的木屋檐下，燕子正在筑巢安家，叽叽喳喳地飞进飞出；许多低声下气的贫苦工人和农民，似乎也扬眉吐气挺直了腰板。

杨厚珍蓦然感觉到，记忆中那个暮气沉沉的家乡，如今已换了一个新崭崭的天。是的，历史赋予瑞金的伟大使命，早已悄悄地露出了端倪。1927年8月，周恩来、朱德等领导八一南昌起义部队经过瑞金时，县里便在他们的指导下建立了党组织。1929年上半年，毛泽东、朱德等先后三次率红四军来到瑞金，特别是这一年的2月11日，红四军在瑞金大柏地打出了下井冈山后的第一个大胜仗，影响很大。1930年，瑞金成立中共县委、县苏维埃政府和红军第二十四纵队。与此同时，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筹建，也在紧锣密鼓地策划中。

熟悉杨厚珍的老邻居们也发现，那个离家数年，曾经羞怯怯的小脚女孩儿，身份已经截然不同了。她不仅结了婚，还是一个干练的红军女干部。她的丈夫罗炳辉更是了不得，作为红十二军的军长，率部从长汀出发，经壬田乡，一路凯歌，彻底攻下瑞金，为全县赤化、“一苏大会”在瑞金召开、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定都瑞金创造了有利条件。

怀着各种心情接近杨厚珍的人越来越多，愿意聆听她宣讲革命道理的乡亲也越来越多。是啊，小脚女人都能当红军，还当得有声有色，何况是七尺男儿。在感受着新旧两重天的鲜明变化之时，人们对变革的拥戴和对未来的憧憬愈加炽烈。杨厚珍是1931年加入了中国共产党的，从1930年3月到1934年10月长征出发，在瑞金工作生活的四年多时间里，因受杨厚珍影响而参加红军的青壮年人有很多。后来，这些人多数牺牲在湘江战役中，为杨厚珍一生的心病和痛苦埋下了伏笔。

终其一生，杨厚珍都在思念着家乡和亲人，可是她只在新中国成立后回了一次瑞金，之后再也没有回来过。她对儿子刘延明说：“我是不敢回去啊，乡亲们跟我要自己的亲人，我上哪儿给他们找去呀？当年我在台上宣传扩红，那么多人听了我的话，参加了红军，那么多人牺牲在长征路上，那么多亲人苦苦盼望着他们归来……”

还有的妇女，心知丈夫已死，仍苦苦哀求杨厚珍告诉自己，男人是在哪儿死的，怎么死的。她实在不知道应该和乡亲们说什么，怎么说，只有漫无边际地哭。她哭的，不仅是那些牺牲的家乡战士，还有自己再也见不到面的母亲，以及再也找不回来的孩子。那一次，是第二任丈夫刘正明和孙子刘小斌陪她回来的，她要做的最重要的事，就是看望母亲和寻找当年寄养出去的一儿一女。

迎接她的却是最残酷的现实，没有一个消息值得宽慰，没有一个夙愿可以了却：母亲已经归天，寄养到竹岗村的儿子罗金安也夭折了。至亲之人，从此阴阳两隔，能不令人痛彻心扉？唯一还有在世希望的女儿罗瑞安，当年匆匆寄养在了大埠村，可是怎么也找不到下落。杨厚珍躲在住处，哭了三天三夜，匆匆返回北京。

曾宇红还记得，1991年她来到瑞金，完成杨厚珍生前的夙愿，替她的母亲上一次坟。可是那坟已经没有具体的形状了，虽然油菜花开得正艳，她却觉得冷寂而凄清。曾宇红站在旷野中，顺着亲人手指的方向，深深地鞠了三个躬。

杨厚珍不仅仅是一位红军女战士，她还是一个母亲的女儿，一段婚姻中的妻子，这就注定了她在战斗岁月中将备受身心的苦痛和煎熬。

在瑞金生活和工作期间，杨厚珍接二连三地诞下三个孩子。其中有一对龙凤双胞胎，落地后只养活一个，就是女儿罗瑞安。后来，她又生下儿子罗金安。可惜他们在母亲膝下承欢的时间都如此短暂，1934年长征出发前夕，罗炳辉让杨厚珍将两个孩子就地安顿好，杨厚珍抱着他们，最后一次亲吻了孩子娇嫩的脸颊，含泪分别送给了两户人家。她原想着革命胜利就来寻他们的，谁知却永不能如愿了。

一个不能亲自抚养孩子的母亲，一个眼睁睁看着骨肉分离又无能为力的母亲，一个牢牢记着孩子下落却遍寻不着的母亲，内心该有多么刻骨的悲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