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1949年底，解放的消息传遍了大江南北，钟运榜终于可以放心地回到家乡麦菜岭，重新见到他日思夜想的故乡和亲人。

从抚州到瑞金，少说有两百多公里的路程。大字不识一个的钟运榜，讲不好普通话又讲不了他乡方言的钟运榜，身无分文没有足以乘车的钱的钟运榜，他是怎样凭着太阳、星星和月亮的指引，认准了归家的方向，风雨兼程地找到他的家乡？一路上，他吃些什么，睡在哪里？讨饭，还是在庄稼地里随便掘几个红薯充饥？夜晚来临的时候，他是躲进破庙，还是随便找一处能遮蔽风雨的屋檐？一切，都成为永久的谜。据父亲回忆，二爷极少提到这些日子里所经历的事情。也许，他宁愿选择忘却，他真的不愿意重新沉浸到一段明明充满了希望，却又如此屈辱如此艰难的黑色岁月中。

无论如何，钟运榜回来了。在他三十八岁，年近不惑的时候回来了。那一年他的父母早已去世，而他还没有结过婚，没有自己的小家庭。他衣衫褴褛带着满脸沧桑一身疲惫回到这个曾经生活了十九年的地方，他几乎两手空空一无所有，除了随身携带的那一身灰色的破军装。在我爷爷的张罗下，他娶了一个被丈夫遗弃的女人为妻。许多年以后，大家才知道她其实是不能生育的。于是，他连自己的子嗣都未能留下一个。

时光推移到1958年，国家对苏区时期参加革命负伤的老同志进行摸底，在全国普遍实施残检，钟运榜与村里的众多红军老战士一起前往公社参加检查。其时，他的弹伤已经痊愈，伤口并不见大，仅被评为荣誉军人三等甲。对此，他欣然接受，并无怨言。在他的心里，能被承认为荣誉军人，便已经足够。从1958年起，钟运榜终于光荣地领上了荣军款。这笔款并不多，但对于他赤贫的家庭而言，多少是一份物质的补贴和精神的慰藉。

然而世事难料，一波三折。1964年春，公社民政科的吕世伟按上级要求，召集全公社荣军进行复检。轮到钟运榜参检时，没等医生检查清楚，吕世伟即态度粗暴地叫道：“出去，出去！”仓促之中，钟运榜的荣军复检竟未能通过。我难过的是，多年艰辛而卑微的生活早已让他学会逆来顺受。他不知道反抗，也不会说一句反驳的言辞，他只是沉默无言，满心委屈地走出那个房间。不久，“社教”运动开始，再次召集全公社荣军复检。这次有工作组的张组长监督，他重新恢复了荣军三等甲的称号。不幸的是，此后公社民政干部却遗失了他的复检材料，导致他一再失去光荣称号，也不能领取荣军款。而与他同期参加红军归来的钟天昌、钟同培、钟运锦等红军失散人员，一直享受着老红军的种种待遇。二爷是个文盲，又老实木讷，吃完哑巴亏再无抗争，亦无从怨恨。得失之间，多少草菅人命与世态炎凉尽在其中。

在往后的岁月里，二爷常常为此扼腕长叹。不仅仅为一笔原本应该属于他的补助款，更多的，是作为一个红军老战士不被政府承认的永远的遗憾。因此，才有了1966年10月1日这一份请人代笔的申请书。我能想象，当二爷一字一句地对代笔人念出他的心声，一定有老年的浊泪从眼眶中流下。他甚至哽咽、激愤，几度泣不成声。他在纸上按下殷红的手印，也按下他一生的重量一生的期望。他虽然不认得那些个写在纸上的字，但他一定捧着它们看了一遍又一遍。你看那最后的一段，多么像二爷泣血的心声：“我以诚恳之心，请求上级领导能为一个老红军战士做主，重新调查核实，恢复我的荣军称号，切切为盼！”

只是申请书送到公社后，适逢“文革”如火如荼，谁还会去管一个老红军的终身憾事呢？他的等待最终成为一场没有结果的梦。在麦菜岭这个平静的小村庄里，鸡鸣和犬吠每天照常响起，他将并非己出的孙儿驮在肩上，俨然是一个憨厚慈祥的老爷爷。冬天的时候，他提着火笼坐在村子朝南那面墙边，将长衫罩在火笼上，与村里的老幼妇孺一起眯缝着眼睛晒太阳、拉家常。仿佛战争这件事，从来没有发生过；仿佛光荣这个词，从来没有与他发生过任何关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