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
在延安，杨厚珍担任合作社主任一职，负责物资供应和后勤工作。此时她要思考的，是如何在艰苦的条件下，尽可能地改善将士们的伙食。
杨厚珍的能干是有目共睹的。
毛主席是南方人，吃不惯北方的面，她就亲自为他蒸小米饭，炒生辣椒做菜，毛主席吃得很是高兴。董必武六十大寿，组织上给了她有限的几块银圆，让她操办一桌生日宴。考虑到大家都吃不惯北方的羊肉，杨厚珍买了些猪肉和猪下水，做出了四五盘大菜。那次生日宴聚了不少人，大家都吃得兴高采烈。毛主席很满意，又夸她：“就这一点点钱，能办得这样好，厚珍同志功劳大呀。”
杨厚珍的家里，一直珍藏着一个毛主席用过的饭盒，两寸高，银灰色，外表已经刮花，有破裂的痕迹了。这个饭盒在柜子里锁了多年，因为刘正明在回忆录中写到过，被军事博物馆要去了。那是她作为后勤负责人保留下来的唯一一份纪念品，想到国家收藏与个人收藏的意义之轻重，他们一家只好忍痛割爱。
服从党和组织的安排，从杨厚珍参加红军的那一刻起，有哪一次不是这样做的呢？
在她的人生履历中，我读到这么一段：“抗日战争初期，杨厚珍与伤残军人刘正明组成新的家庭。不久，刘正明因事受到诬陷，被解除一切职务去当老百姓。1940年春，杨厚珍带孩子到延安七里铺，与丈夫度过六七年平民生活。1947年敌军攻占延安前夕，丈夫的问题得到解决，夫妻俩买了头毛驴撤离延安。”
历经千辛万苦走完长征，又无奈离开所热爱的组织，去做最底层的农民，她的心中有委屈吗？可是直到1977年杨厚珍去世，身边的亲人都未曾听她表达过任何不满。在丈夫遭受不平的时候，她选择的是默默地陪伴和跟随，这与她在第一段婚姻中紧跟丈夫的步伐几乎如出一辙。
曾宇红告诉我，杨厚珍与刘正明夫妻二人，一生以“同志”相称。我想，这或许是他们对党永远忠贞，对党员身份永远引以为豪的最朴素的表达吧。
新中国成立后，杨厚珍在文化部体育用品工厂做厂长，刘正明则担任八一电影制片厂的办公室主任。1962年，全国干部调级，关系到工资的多少，许多人都争着要往上评，可是杨厚珍却一口回绝了组织上为她定的行政十三级。她说：“我的工资够用了，还评这个做什么？”
艰苦的战争岁月，让杨厚珍落下了一身的病痛，腰椎病、气管炎、哮喘，还有脑袋里的弹片，轮番折磨着她。很多时候，她一整个晚上都不能躺下睡觉，只能靠着墙坐到天亮。疼痛难忍时，她就自己出去看病。拄个拐棍，踮着小脚噌噌地往外走，没有小轿车，公交车她是挤不上的，只能坐一辆三轮车，去菜市口找熟悉的医生针灸。只要自己能承担的花费，她从不找单位报销。
因为没有评上高干，她屡次生病住院，都挤在普通病房里，从不吭气，从不言悔。
时代的风云仍在不停地变幻着，1955年，按文件政策，女同志一律退出部队管理，杨厚珍乖乖地退出；1960年重新召回，她又听话地回来。无论发生什么事，她都顺应着党安排的一切。二十年过去，孙子孙女相继在北京出生，杨厚珍含饴弄孙，一度以为会在北京终老。但是1969年10月，中央下达一号命令，要求红军老干部全部撤离北京，迁到各地生活。这时，杨厚珍已经六十一岁了，身体每况愈下，她是多么不情愿离开中央啊。她对着家人喊道：“中央在哪我就在哪，我不离开中央。”可是刘正明坚决执行命令，率先到江西丰城安顿了下来。
服从，是一个党员的天职。杨厚珍终于说服了自己，随后回到江西生活。只是两位老人都是伤残之躯，刘正明时常晕倒，杨厚珍病痛缠身，一个家庭的格局突然发生重大变故，岂是两位老人所能承受的。而那时，他们的儿子刘延明、儿媳曾宇红已经在北京有了稳定的工作和相对重要的职务，大孙子也上学了。为了照顾老人，儿子儿媳决定带着三个年幼的孩子举家搬迁，到江西定居。
搬迁二字看似简单，但物质的抛舍，思想的挣扎，个中的曲折和复杂，年逾八旬的曾宇红不说，我也能够想象。可以说，杨厚珍夫妇的无限忠诚，最终是以几代人的共同牺牲作为代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