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我的二爷小名贵生，生于1912年10月9日。1931年初，红军进驻江西省瑞金县九堡乡。十九岁的贵生，还没有结婚，还没有对未来进行过更多的畅想。他和麦菜岭许多与他年龄相仿的后生一起，参加了当时的红军少先队。在我们的常识里，一听到“少先队”三个字，总会不由自主地将它和飘扬的红领巾、红苹果似的圆脸蛋、活泼的跑跳步、欢快的歌唱声等等联系在一起。少先队员，那可是刚刚从幼儿园跨入小学大门的稚嫩少年啊。然而在苏区时期，却有这么一群人，年届青年，仍被称为红军少先队。他们拿着红缨枪，跟着红军打土豪、分粮食、学文化、学军事、宣传革命，偶尔还打几次仗。后来我向党史专家了解，方知红军少先队其实就是红军的预备队。

据我的父亲回忆，二爷身材魁梧，在村里同龄人中数特别高大的类型。我无以想象，他曾怎样迈着矫捷的步子奔走呼号，他曾怎样冲锋陷阵、打仗、站岗、做群众工作，他的青年的旺盛精力和激情又是怎样在少先队这个组织里释放和挥洒。而二爷留下的唯一一张照片是坐着的黑白半身照，彼时的他两颊深陷、目光慈蔼，完全是一副波澜不惊的老人神情了。

没过几个月，积极的红军少先队员钟运榜毫无悬念地参加了中国工农红军。这时的他，再也不是跟在红军屁股后头的辅助力量，而是穿上了红军装，走到了战斗的最前线。那时的麦菜岭，就像空气里煮着一锅热气腾腾的粥，处处洋溢着热火朝天的气味。生离与死别，年轻的他还来不及过多地思考，他只是有着一股子往外蹿往外跳的似乎永远使不完的劲。红色在苏区大地上一片一片火一样地蔓延燃烧，红军四次反“围剿”的胜利，加上宣传队铺天盖地的宣传，使更多的人对明天充满了美好的憧憬。

许多年以后，我目睹全村人敲锣打鼓地把一个叔辈送到镇上当兵。那个邻家的叔叔穿上了绿军装，胸前戴着一朵纸做的大红花，有着羞涩和生硬的笑容。“他要去当解放军啰！”全村的小伙伴奔走相告，前往围观。在我们心目中，“当兵”两个字有着无比神圣的含义。仿佛那个人从此变得无比高大，从此就是保家卫国的英雄。而他的整个家庭也被一种光芒环绕和照耀，仿佛从此具备了某种高于寻常的属性。这或许就是年幼的我最初感受到的光荣。

可是我的二爷呢？当他穿上灰色的红军装，当他套着草鞋的大脚踏上了前途未卜的崎岖山路，他有没有过一丝丝的犹疑呢？他的内心是否也曾升腾过一丝半点关于光荣的念头？这时候，我忽然想起英国诗人拜伦的一句话：“前进吧！这是行动的时刻，个人算得什么呢，只要那代表了过去的光荣的星星之火能够传给后代，而且永远不熄灭就行了。”我的二爷从没上过学堂，他自然是不知道拜伦的，可是他所做的一切，却与这段话何其吻合。

就这样，钟运榜跟着队伍开拔了。他先是到福建省建宁县接受了一个星期的军训，又迅速补充到红三军十一团特务连当战士。1932年部队整编，他调任红三军十一团三营二连三排九班班长，跟随部队转战南北。其间，多次与白军遭遇，参加过数十次战斗。

在申请书的中间部分，我清楚地看见这么一行字：“记得先后打死四名敌人。”读到这里，我的心头突然浮上一种无法说清的滋味。战争何其残酷，若非你死，便是我活。一生善良、忠厚老实的二爷，为了革命端起了枪支，和所有的红军战士一样，红着眼奋勇杀敌。直到晚年，他仍然时常对父亲提起一句话：“紧急集合！”那夹生的普通话里，掩藏着一个普通男子对战争年代最深刻的兵荒马乱。这样的烙印是铭刻终身的，它何其清晰何其持久，甚至比肉体的伤疤更难以被岁月消除。他说，只要听到吹号声，听到“紧急集合”这句话，无论多深的夜，无论多浓的睡意，都得迅速爬起来，背上装备前进。我猜想，一个没有丁点文化的人，被任命为班长，除了他的勇敢，必然还与他对纪律的绝对服从和坚决执行有关联。就是凭着这股子负责任的劲，他一直跟随部队四处征战，直到1934年随着红军大部队从瑞金云石山出发，开始了充满那么多不确定的漫漫长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