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法治的精神内涵

首先，道义是中国法治的基础和宗旨。无论是道德还是正义，都和法治具有密切而重要的关系：（1）道德与法治相辅相成。自有了法律与道德这对“冤家”后，有关法律与道德关系的研究与争论就从未停止过。[12]就两者的关系来说，一般情况下，道德是法律的基础，法律是道德的表现。道德所要求或者禁止的，往往是法律规范的正当性依据。所以很多法律规范，都是道德法律化的结果，正所谓德与法相互交融，德乃人们心中之法。[13]习近平同志也曾经指出，“法律是成文的道德，道德是内心的法律”。[14]在我国，社会主义道德是法律的源泉，是制定法律的重要依据，是评价法律善恶的重要标准。社会主义法律的很多内容，都体现了社会主义道德的内在要求。[15]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明确提出全面依法治国，“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总目标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我们要“加强公民道德建设，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增强法治的道德底蕴”。[16]《决定》强调了在依法治国的过程中，要坚持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相结合，以法治体现道德理念，以道德滋养法治精神，强化道德对法治文化的支撑作用，强化道德对法治建设的促进作用，构筑依法治国的坚实道德基础。[17]（2）正义是法律的实质和宗旨。自从类社会产生公正与不公正的社会问题以来，正义一直被视为人类社会的美德和崇高理想，法律一直被视为维护和促进正义的艺术或工具。古往今来，许多著名的思想家和法学家都强调，正义是立法的实质和宗旨，法律只能在正义中发现其适当和具体的内容，也只能在正义中显现其价值。[18]法律和正义之间彼此促进，互相配合。正义观念的进步能够引起法律的革新，引导法律向正义的方向发展，衡量法律的优劣；而法律则可以通过分配权利确认正义，通过惩罚罪恶伸张正义，通过补偿损失恢复正义。[19]

其次，信仰是中国法治的精神意蕴。关于何为法治，古希腊哲学家亚里士多德两千年前就明确指出：“法治应该包含两重意义：已成立的法律获得普遍的服从，而大家所服从的法律又应该本身是制定得良好的法律。”[20]同时，他还强调：“即使是完善的法制，而且为全体公民所赞同，要使公民们的情操尚未经习俗和教化陶冶而符合于政体的基本精神（宗旨）——要是城邦订立了平民法制，而公民却缺乏平民情绪，或城邦订立了寡头法制而公民却缺乏寡头情绪——这终究是不行的……应该培养公民的言行，使他们在其中生活的政体，无论是平民政体或者是寡头政体，都能因为这类言行的普及于全邦而收到长治久安的效果。”[21]在以上论述中，亚里士多德首先指出法治应当具备两层含义：良法和民众对于法律的普遍遵从。然后指出，在具备了上述条件的基础上，民众还必须具有相应的“情绪”即社会民情，才能达到长治久安的效果。有学者在亚里士多德上述思想的基础上作了进一步的阐释和论证，该学者认为，法治社会的建立绝不仅限于其物质层面的制度建设，也绝不仅限于其技术性“硬件”系统的完备周详。法治社会的有效建立，最为基础、最为关键的，是作为其基础以支撑整个法治大厦的精神层面的意识与观念的确立，是作为其内在灵魂的“软件”系统的开发。法治的精神意蕴在于信仰，一种宗教般虔诚而真挚的对法的信仰。[22]也正如伯尔曼所说：“没有信仰的法律将退化为僵死的教条”，[23]“法律必须被信仰，否则它将形同虚设”。[24]作为法治的精神意蕴，信仰表现为民众对于法律宗教般虔诚的神圣法律情感，并由此产生的归属感与依恋感，由此激发了人们对法的信任、信心和尊重，并愿意为之献身。[25]反腐败追逃追赃，作为中国法治的重要组成部分，作为法治实现的重要途径，当然也应当具有一定的精神意蕴。作为法治的精神意蕴，信仰主要表现为民众对于法治的发自内心的信任和拥护，体现在反腐败追逃追赃当中，就是合作双方对彼此的信任、信心和尊重，主要表现为被请求国对于请求国的信任、信心和尊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