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上也没有“没有本土性的语言”

“语言”(language)本身就是个运载“本土性”的工具,它也是在“本土性”的熔炉里锻炼出来的产品。因此,任何语言都带有该语言的本土性,任何使用此一语言的人也就被它传染——污染或感染——而带有该语言的本土性。

语言是表达使用这一语言的人群——尤其是作家们——内心思想的工具。这种人群内心的思想,也就铸造出这一语言的特征,例如组词、造句、成语、文法……因而它所含蓄的“本土性”也特别的重。

举例以明之。我们中国人一向认为“朋友”是“五伦之一”,有“通财之‘义’”。因此,中国人合伙做生意往往不订契约,大家结合只靠宁波佬所说的“一句闲话”——“然诺重千金”,“疏财仗‘义’”。有这种“心态”,因此汉语中也有这个“词”叫“义”,俗语叫做“义气”。而这个“义”字,便是所谓“中国本土性”的具体表现之一种;“义”在其他文字中便找不到“同义词”——英文中就没有这个“词”。例如,说“某人很义气”,这句话在英文里简直就无法翻译。

所以“文字”实是含有“本土性”最强烈的一个“社会交流工具”。一个作家如果能纯熟使用某种文字,他就必然会被某种文字的“本土性”所感染,是深是浅、是好是坏,那是另一问题。所谓“海外中国作家”都知道,用某种文字来“讲”或“写”,你也必须用同一种文字来“想”,这样的“讲”和“写”,才能臻于娴熟,达于化境。“讲”和“想”用同一种“外国语”,是学习“外国语”的第一关。没有这个“突破”(breakthrough),所谓“外语”,是不可能纯熟运用的。用某种文字去“想”,你就不可避免地带有某种文字的“心态”或“本土性”了。

因此,凡是用“汉语”(中国台湾叫“国语”,新加坡叫“华语”,中国大陆叫“普通话”)去“想”的“中国作家”,他们就必然有其大同小异的“中国心态”,也就是“中国的本土性”了——中国方言(如粤语、沪语、闽南语、客家话)也是汉语的一部分。说这种语言的人也都具有“中国心态”,不过今日海内外的“中国作家”(包括台湾地区或新加坡的“华语”作家)所使用的文字,仍然是所谓“国语”(普通话或华语)。不管被多大程度地西化、洋化、异化或赤化,他们都根本上具有相同的“中国本土性”——大同小异的“本土性”(汉语如一旦被全盘“拉丁化”了,那就又当别论了)。

能使用相同语言的人,就自然会具有大同小异的“本土性”;使用两种完全不同语言的人,他们往往则是两种“心态各异”的不同的动物。虽然他们体质上长得是一模一样的——这一现象在新加坡和美国华侨小区都极其明显。

在新加坡,那些专说“华语”和专说“英语”(着重个“专”字)的“新加坡人”,便是两种不同的“新加坡人”,一望而知。在美国,则ABC(土生华侨)和CBA(移民华侨)也是截然不同的,虽然他们的区别不像在新加坡那样明显和尖锐——因为在新加坡,往往两种人都是当地土生的。

至于寄居海外的“中文作家”们究竟保留了多少或怎样的“中国本土性”,那就要牵涉文化外流和移植的基本问题了——文化外流的方式和过程、移植区内土壤的性质、移植区内其他文化的阻力和诱惑力,也就是“文化冲突”的问题,这些对外流文化“本土性”之存亡、深浅,都有其决定性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