延伸阅读2 中国的“两河文明”[25]
唐晓峰
近几十年来,在长江流域发现了不少重要的新石器时代、铜器时代的考古遗址,长江流域的上古文化令人刮目相看。于是有人借用一个老词儿“两河文明”,称中国的上古历史是又一个“两河文明”。中国的“两河”:一个黄河、一个长江。
中国的这“两河”,比原来常说的两河即西亚的幼发拉底河与底格里斯河要长大得多,两岸也辽阔得多。另外,黄河长江的水性、两岸的人文各不相同,历史关系也很复杂。中国的“两河文明”需另有个说法。
从地图上不难看出,幼发拉底河与底格里斯河彼此相距不远,中上游最近处恐不足百里,下游今天已汇流为一,两条河流所处的地理、气候条件基本相同,水性不致相差太大。历史上两河之间(称“美索不达米亚”)有苏美尔等古老文明发祥,两河合力浇灌,养育出灿烂成就,如车轮、历法、文字。两条河流在人文发展上的“一体化”,是那里的明显特点。
中国的黄河、长江,在养育早期文明方面,很难说一体化。黄河流域的仰韶文化、龙山文化与长江流域的新石器文化不同,是两大类各自成长的原始文化,互不统属。即使到了铜器时代,黄河流域与长江流域的人文关系也不是那么清楚。西亚的两河流域约在公元前二三二〇年时出现统一国家阿卡德-苏美尔,形成“两条河流,一个王权”的局面。而中国的黄河、长江两流域最早何时共尊一个王权,还是个尚待研究的问题,不过显而易见的一点是,黄河、长江的统一比西亚那两河的统一要难得多,也伟大得多。
在中国早期国家阶段,所知力量最大的王权,即夏朝和商朝,都在黄河流域。长江流域可能另有大小王权,或无法确知,或势力小不成气候。黄河流域的夏王权势力是否曾到达长江流域?按史书的说法,大禹曾巡狩到会稽(今绍兴一带),算是到了长江。但今天的历史学家对此事多抱怀疑态度,认为夏朝不可能远控江表。商朝的势力到没到长江?本来也是否定的人多,赞成的人少,但是最近几十年来的考古发现提供了一些有利于赞成派的证据,问题开始变得有趣。
首先是一九七四年湖北黄陂盘龙城商代遗址的发现,其中有城邑宫室、奢侈墓葬、手工业遗址等,各种铜器、陶器的风格与郑州商朝都城遗址的相同。根据这些实物证据推测,很可能是黄河流域商朝的一支贵族率人来到这里筑城定居。问题是,这位贵族为何远离热土辗转至此?他是否负有商王的什么使命?如果这位贵族不是偶然来到这里,而是履行商王的一项部署,那么我们可以说:黄河流域商朝的王权到了长江,“两条河流,一个王权”的局面获得了第一个证据确凿的支点。
不过,盘龙城商朝据点的政治意义,必须有更实际的经济说明、军事说明或信仰说明,才站得住,无端的领地扩张、为领土而领土的事情在商代应不存在。在盘龙城遗址被发现以后,继而探索商王对于长江流域究竟抱有怎样的需求的问题,便是一个很实际、很重要的历史地理问题。在长江流域,不断有铜器时代的重要遗址被发现,犹如重笔勾勒出长江流域惊人的铜器文明。最有名的当属江西新干大洋洲、四川广汉三星堆遗址。不过在考虑盘龙城商朝据点的战略意义时,一批商周时代铜矿在长江中游的发现尤其值得注意,它可能提示着北方早期王权觊觎长江的一个重要原因。以文明特征而论,没有铜器不成商朝,商王对于铜矿资源的控制一定不吝代价。所以一些考古学家推测,盘龙城商朝据点与控制长江中游的铜矿可能有关系。经济的需求(铜矿)导致政治行为(诸侯据点),在理论上没有问题,在历史事实上也很有可能,也许黄河与长江的政治结合就是这样开始的。
黄河、长江是中国历史上的文明大河,其两岸均为人文渊薮,但“两河”的政治统一过程并非一件简单迅速的事,而是一个渐进的历史过程,它需要强大的王权或皇权支持,还需要跨越大空间的社会组织措施。黄河、长江的最终全面联合,是中国古代政治家的巨大成就。
【注释】
[1][英]休谟:《人性论》(下册),关文运译,商务印书馆1980年版,第505页。
[2][英]休谟:《人性论》(下册),关文运译,商务印书馆1980年版,第509—510页。
[3][英]G.E.摩尔:《伦理学原理》,长河译,商务印书馆1983年,第6页。
[4][英]G.E.摩尔:《伦理学原理》,长河译,商务印书馆1983年,第129页。
[5]江畅:《现代西方价值理论研究》,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104—105页。
[6]亨利·西季威克是19世纪英国最重要的道德哲学家,古典功利主义学说的最好阐述者。生于1838年,1855年进入剑桥大学学院学习,主修古典作品。主要著作有《伦理学史纲要》《政治经济学原理》《政治学原理》《实践伦理学文集》等。
[7]直觉主义伦理学是现代西方元伦理学学说和流派,主要源于剑桥新柏拉图派和苏格兰常识学派,特别受到西季威克伦理思想影响的有两种类型:价值论直觉主义和义务论直觉主义。摩尔是价值论直觉主义的代表,普里查德、罗斯等是义务论直觉主义的代表,认为义务、正当等概念本身是自明的,不需要任何其他的推理和证明。
[8]参见[英]C.K.奥格登、I.A.理查兹:《意义的意义》,白人立、国庆祝译,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
[9][英]休谟:《人性论》(下册),关文运译,商务印书馆1983年版,第509页。
[10]艾耶尔,英国哲学家,逻辑经验主义者,是最早在英国传播逻辑实证主义的学者之一,著有《语言、真理与逻辑》,曾经被视为通俗阐述逻辑实证主义观点的教材,在当时的英国哲学界引起很大震动。
[11]史蒂文森是元伦理学最重要的代表人物之一,情感主义伦理学之集大成者、“态度理论”的创立者。正是由于他的工作,使一种曾经备受误解、批评与责难的情感主义伦理学,获得了重要的发展和稳固的学术地位,可参见孙伟平《态度理论:史蒂文森情感主义伦理学思想》,中国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9年版。
[12]C.L.Stevenson,Facts and Values,Yale University press,1963,p.16.
[13]孙伟平:《事实与价值》,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16—17页。
[14]R.M.Hare,The Language of Moral,Oxford Clarendon Press,1952,p.155.
[15]孙伟平:《事实与价值》,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38页。
[16][美]A.H.马斯洛:《人性能达的境界》,林方译,云南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125页。
[17][美]A.H.马斯洛:《人性能达的境界》,林方译,云南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112页。
[18][美]A.H.马斯洛:《人性能达的境界》,林方译,云南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124页。
[19][美]A.H.马斯洛:《人性能达的境界》,林方译,云南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120页。
[20][美]A.H.马斯洛:《人性能达的境界》,林方译,云南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126页。
[21][美]A.H.马斯洛:《人性应达的境界》,林方译,云南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122页。
[22][美]A.H.马斯洛:《人性应达的境界》,林方译,云南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123页。
[23]转引自孙伟平:《事实与价值》,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第48—53页。
[24]选自[美]斯蒂芬·杰·古尔德:《刺猬、狐狸与博士的印痕——弥合科学与人文学科间的裂隙》,杨莎译,商务印书馆2020年版,第85—108页,有删节。
[25]唐晓峰:《新订人文地理随笔》,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8年版,第12—1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