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认识包含价值渗透
1.苏联的学者曾以“党性”作为历史认识活动的重要原则,涉及价值立场问题[24]
什么是党性原则?“党性原则要求揭示历史现象和事件的阶级根源和阶级内容,同时以革命的无产阶级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利益的观点来对它进行评价,这个原则反对主观主义和资产阶级的客观主义,表现出更高的科学客观性。”[25]苏联学者认为党性原则逻辑上包含着客观性原则或科学原则,也就是说,客观性原则在历史科学领域中是作为党性原则的一个部分而存在的(一定的价值立场决定着客观性的内容),对此他们有如下论证:
其一,客观性原则是自然科学研究的最高原则,社会科学(其中包括历史学)的情况有所不同,“它研究的客体和主体毫无例外地与各种复杂的社会阶级关系联系在一起。这些关系构成了从各自的阶级立场上来观察社会生活过程的可能性。马列主义科学公开承认研究的主体从属于由学者的党性所表达的某一阶级的利益。”[26]在社会科学中,无产阶级(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党性原则范畴与科学客观性范畴是不可分割的,没有也不可能有不具备客观性的党性;没有也不可能有无党性的客观性。
其二,在社会科学(包括历史科学)中,“党性是客观性的最高表现,它并没有离开客观性的范畴”,[27]社会科学中的党性是具体的,落实党性就必然包括客观性。
其三,在社会科学中,党性原则包括的内容比客观性还要广。党性一方面并没有离开客观性范畴,另一方面党性同时又“反映主体(研究者)对所研究的材料的主动态度的主观主义表现,但又符合历史的客观真理”。[28]这就是说,尽管党性并不与客观性矛盾并在逻辑上包含客观性,但客观性并不包含党性,因为党性原则中包含主体的主动态度而客观性原则不包括这一点。
虽然笔者并不同意苏联学者关于党性包含客观性的结论,但是他们提出的价值立场问题十分重要,揭示了在历史研究中认识活动和评价活动交互作用的客观现象。阶级利益、党的立场其实就是他们所说的评价尺度,离开一定的评价尺度,对历史客观性的认识就是抽象和空洞的。
2.东欧学者托波尔斯基在讨论历史认识的客观性时也涉及价值参照的内容
托波尔斯基认为历史认识的结果必定依赖于知识主体,依赖于知识主体的主体性因素,并把主体性因素概括为四项,即决定其研究观点的历史学家所拥有的社会地位,价值参照,历史学家动手从事研究时所具有的一般的或理论的知识,历史学家的个性,这四种因素交互作用构成十分复杂的网络。[29]托波尔斯基指出,相对主义者强调历史认识对知识主体所持的价值体系的依赖而否认历史认识的客观性是不正确的,评价(托波尔斯基把它等同于价值)居于一切科学的基础地位,人类必须首先得出结论:寻求真理是值得的,然后才开始科学研究。所以对价值的依赖是一切科学的共同出发点,而在价值世界与科学世界之间划出一条严格的界限也是不可能的、错误的。他还进一步指出,历史学家的价值体系在其历史认识中的作用实际上是他已有的理论知识的功能。经过历史学家的学习,这个价值体系会不断得到扩充。科学家本身(包括历史学家)也形成一个特定的集团,这个集团有其公认的价值体系和研究准则,这些价值体系和研究准则也有助于他们对事实得出客观认识。
价值参照概念(价值体系)的提出,有助于我们从非主观性的角度深入思考评价对历史认识的积极作用。
3.中国学者赖金良发表于《哲学研究》1996年第6期的论文《什么是社会科学以及社会科学的客观性》涉及客观性与价值评价的关系
在论述社会科学的科学性和意识形态性之间关系的同时,他认为把社会科学定位为科学而不是定位为意识形态后,从社会科学方法论的角度看,还要处理好客观性与价值评价的关系。
社会科学的研究对象是事实与价值相统一的世界,在其对象中就有价值因素,因此问题不在于研究者是否作出价值评价,而在于如何作出评价。他的思路是:社会科学家应该基于人类社会的价值追求和价值标准而不是基于他们个人的价值追求和价值标准进行评价,虽然社会科学家不能完全做到这一点,但总可以朝这个方向努力。他的这些分析对同样作为社会科学的历史研究及其评价标准问题富有启发意义。
4.刘昶在《人心中的历史》中借历史认识客观性问题的探讨直接涉及历史研究的价值目标和历史价值的时效性[30]
他认为,对于人类来说,我们当下所知道的历史,只能是我们所达到的历史认识,而不是那个外在于我们存在的所谓“历史本体”。所以为了保证这种历史的真实,多少年来历史学家和关心历史的人们都在不断对人类怎样认识历史进行着自我反思和批判。这种反思和批判一方面标示了人的认识的可能和限度,另一方面也影响着认识论意义上真实历史可能性的强度。
按照刘昶的理解,既然历史就是我们所能达到的历史认识,那又如何来判断两种不同的历史认识孰优孰劣呢?刘昶认为马克思的实践观可以解决问题。人的思维是否具有客观的真理性,这并不是一个理论问题,而是一个实践的问题。人应该在实践中证明自己思维的真理性,即自己思维的现实性和力量,亦即自己思维的此岸性。历史认识的进步,并不表现在历史认识是否接近所谓的绝对的历史本体,而主要表现在历史认识不断符合社会现实,符合时代的要求和认识水平。也就是说判断历史认识进步与否的标准在于时代和社会现实之中(历史价值的时效原则)。某一个历史阶段人们对历史的认识受当时主体的客观需要的制约,受当时社会发展方向和时代主题的制约,认识的进步与否因此就不能以此前时代的尺度为依据,而只能看它是否符合当时代人们的客观需要和社会前进的现实要求。
历史需要回答同时代人的难题,回答他们的困惑、焦虑和渴望。人们之所以要不断努力去认识历史,并不是要去穷尽所有历史的细节,要与绝对的历史本体达到同一,而是力图去追随、去认识不断变化着的现实。这种努力一直存在,无休无止,除非现实不再发生变化。
他还认为,我们的现实来自历史,而历史本身又恰是现实的不断累积,现实的不断变化把历史总体的各个方面、各个层次,把历史对现实的各种制约和影响逐渐显示出来。变化着的现实之所以要求人们不断重新认识历史,原因概在于此。只要历史没有中断,只要现实仍在变化和发展,只要未来还召唤着我们,那么一代又一代人对历史的认识就合乎逻辑地表现为一个逐步丰富和深化的过程(不排除重复和曲折),而这个类似数学上积分的过程实际上反映了人类历史活动本身不断深化的真实。每一代人对历史的认识相对于他们的时代来说都是真的,对每一个特定的时代来说,历史就存在于它所达到的历史认识中。换句话说,历史认识和历史本身在每一时代的现实中达到了相对的暂时的统一。现实的不断变化,历史认识的不断深化,使每一时代的具体历史存在获得日益丰富的内涵。正是在这个过程中,人们才理解各个时代历史认识的暂时性,体会到历史本体就寄予在历史认识中。
从对“认识论意义上真实历史是否可能”问题的拷问和解答中我们可以进一步体会到:历史是人的活动,研究和认识历史的过程是认识自我的重要方面。伴随人类自我认识和自我反思水平的不断提高,一部真实丰富的人的活动的历史也会逐渐展现在我们面前。当然这个过程永无止境。
我国历史哲学界的同行们一般较多强调刘昶片面夸大历史认识的主体性和现实性的一面,而没有更多的关注他提出的历史活动和历史研究的价值取向问题的重要性。无论怎样,通过以上挂一漏万式的梳理,不难发现在历史认识客观性问题的研究中,实际上学者们是注意到价值渗透问题的,并且结合认识论形成不少具有启发意义的观点和看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