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价值“生成论”
当然,作为一种主体性价值事实,历史不是一个深藏不露的形而上学的和等待揭示的东西,历史价值在史学家或一般主体对历史的认识和评价中生成。这个过程不可穷尽,人们并不能真的掏空历史价值,因为现实的情景就在不断生成和变化之中。但是正如我们在探讨价值本质时所强调的那样,价值作为一种主体性状态和结果,具有它自身的客观内容,对历史来说,意义的无限开放和不可穷尽绝不意味着可以被任意赋予。[58]
对于历史学家而言,只有把对意义的解释与过去事实结合起来,才构成完整的研究过程。关于历史事实的文本语言和符号,只有翻译成当下可以理解的语言,才能成为有意义的历史叙述和历史表述。而要翻译成可理解的语言,就必须首先理解这些历史文本的意义。换句话说,历史价值实际上是史家在对历史文本认识和诠释的过程中逐步生成和呈现的,而不是预成的。历史价值并不是一个固定不变的抽象本质,它伴随我们的解释活动逐步生成。而解释历史,并不是要回到过去,而是以目前的理解参与到文本叙述的历史中去。我们生存的世界是一个充满意义的世界,而意义就来自我们的理解活动。只要我们不停止理解,意义就会不断生成。
历史价值生成和呈现与对历史的认识、阐释、评价活动是一致的。历史意义总是根据新的理解情景不断生成。但是“作为历史对象的整个流传物并不是像单个文本对于语文学家那种意义上的本文”[59],历史阐释与文字阐释毕竟有着某些基本区别。在讨论这两者的区别方面,伽达默尔的论述是很有启发的。首先,“对于语文学家来说,尤其是诗的本文就像一种先于一切解释的固定尺度那样被给予的。而历史学家则相反,他首先需要重构他的基本文本即历史本身。”[60]他的意思是说,语文学家面对的是既定的文字符号,但历史学家必须把文字符号与某种历史事实联系起来。据此,韩震认为历史是情景化了的意义表达,但是它是对过去发生的某种事情或过程的意义表达。[61]其次,历史学家理解的眼光与语文学家也有区别,“一件文本的意义同它所想讲的不同。而一件事件的意义则相反,人们只有根据文本和其他证据,甚至通过重新评价这些文本和证据本身的观点才能释读出来。”[62]也就是说,语文学只对自己陈述的意义感兴趣,而对这种意义是以语言形式还是以其他形式相联系并不关心。但是历史学家除了关注自己陈述的意义之外,更关心这些意义以各种证据为中介与事实之间所建立的联系。再次,语文学家力求准确解释文字的意义,而历史学家则力求发现存在于文字背后的关于历史事实的意义。正如伽达默尔所说:“对于语文学家,在本文中陈述的意义的同时性是通过他的解释而设立的(如果这种解释成功的话)。但在另一方面,我们在历史学家那儿发现的则是建立和消除意义关联,以及经常的纠正,摧毁传说,发现错误,经常打破意义结构——这样做是为了寻求在这后面隐藏着的意义,这种意义也许根本不可能达到意义证据的同时性。”[63]言下之意,一个事件的历史意义并不需要与该事件作为表现所具有的认识相一致,历史意义是各种文本与事件相互作用的整体效果。
在谈到对考古对象的解释时,布鲁斯·炊格尔(Bruce G.Trigger)也指出:“这种对发掘对象的理解将随着时间的改变或增长,而不会减轻提供这些材料的责任。”[64]也就是说,推动历史意义产生的最基本的动力还是新的历史资料的出现。
历史意义的生成既受诠释者本身历史局限性的规定,同时也受诠释者主观希望的影响。实际上对于健全的人和健全的社会来说,接受历史意义和创造新的意义都是必须的。尼采曾经说过:“把过去的事物运用于人生,并且以已经发生的事再作成历史,人才成其为人。但是在一个历史的过程里,人又不成其为人了,若没有无历史的那个蒙盖,他就永不会开始,而且不敢开始。”他断言:“无历史的和历史的是同样地对于一个个人的、一个民族的和一个文化的健康是必要的。”[65]尼采的说法很有道理,没有历史意义的继承,我们就会像原始人一样存在,可是如果我们不超越现存的意义,重新评估历史的价值,我们就不可能有历史进步。但是无论怎样,人不可能摆脱历史,有的是历史的延续性及变迁以及历史意义的继承和扬弃的问题。历史意义的扬弃需要我们在理解中颠覆原来的价值,创造新的意义。
史学家对历史的理解和阐释,旨在澄清历史遗留、资料、文本与历史事实的意义关联,而不是直接创造历史价值。因此艾柯才会说:“一定存在着某种对诠释进行限定的标准[66]。”这个标准就是诠释的界限和范围,对历史资料、文本的解释不能超出与历史事实关联的意义空间。
历史学家对历史所作的诠释会成为一种历史文本,其意义的产生离不开读者的理解。接受理论就强调读者在意义生成中的作用,鼓励读者进行独立的想象或反思。只有读者或理解者的介入,才能赋予历史文本以意义。正是在阅读过程中,我们能够体验到过去的生活,理解过去的事情。当然我们不能把意义的产生仅仅归结为阅读活动。正像历史事实与关于历史的记载相互印证一样,意义的产生也是文本与阅读活动互动的产物,而且文本是意义产生的基础。读者对历史意义的贡献,进一步加深历史意义的不确定性,因为阅读使理解更加情景化,从而为多样性解读创造更大空间。面对历史意义的不确定,我们仍然要依赖历史事实。在历史中寻找走出有限性的蛛丝马迹。当我们阅读历史著作时,我们依赖作为历史文本的历史作品;当我们面对历史文本时,我们又依靠历史流传物或史料记载,凭借可靠的“实物”理解历史叙述。
人们在理解历史时,最初的意义的产生不仅依赖关于历史事实的文本,而且也依赖人们阅读文本时的期待。因此,事件的真正历史意义,都超出原来的活动和事件。解释历史活动与历史活动是不一样的,虽然我们不能重复历史活动,但又必须比历史活动者更好地理解过去的历史。历史事实与当下事实不同,谁也不可能直接感知实体意义上的历史事实,历史性的认识必须从过去与现代的连续性中去考察过去,唯其如此,时间的距离才不会变成难以跨越的鸿沟,而且正是由于这种连续性,历史遗迹及其意义才能向我们呈现出来。
尽管历史活动和历史过程本身并不是目的论的,但是历史联系的结构呈现出某种目的论的形式,因为先行的历史过程和历史事件的意义是由后继者的眼光确定的。但是也应注意到:历史价值需要理解和阐释,并不意味着历史理解和诠释本身就是历史实在和真相本身。理解把历史实在观念化了,观念化的理解并不是事实本身,意义的阐释应该自觉受事实和关于事实的文本的限定。
历史价值在史家理解和阐释中生成的现象说明:历史是一个传统延续与变化革新的过程。每天我们必须重复前人的语言和看法,否则我们就既没有语言也没有看法,但是每天我们也改变着语言的用法,阐述新的意思,否则我们不是找不到语言的意义,就是可能被简单的重复窒息。对历史价值的阐释就是处在不断重新规定历史文本和历史遗迹的意义的过程中。由此可见,历史阐释不是一劳永逸的事情。一方面,不断发现的历史遗存和历史资料需要解释,并且重建原来的历史图景;另一方面,历史进程不断向前,随之就把反思过去的视域地平线不断往前推进,为此必须对原来的历史文本进行新的阐释,使原来文本作者没有发现的联系显现出来,“我们必须比作者理解他自己更好地理解作者”。[67]
因此,历史价值的生成在某一个阶段总有其相对性。无论每一个或一群评价者的情况如何不同,他们都是时代之子,忠臣孝子也好,叛臣贼子也好,总是不折不扣的时代之子。这在根本上决定着历史价值的生成也是相对性和绝对性统一的过程。对于每一个存身于历史中的人来说,这种绝对性指向意义的创新,而这种相对性指向历史价值的接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