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科学文化传播
(一)何谓科学文化
牛顿物理学诞生之后,在解释世界的形而上层面,科学逐渐取代了传统文化的地位。不仅科学知识成为人类解释世界的“标准答案”,科学对自然的理解如自然观、宇宙观、真理观也渗入人类一般思想之中。与此同时,在工业革命之后,在联系世界的形而下层面,科学的技术逐渐取代了传统技术。在人类文化中,直接融进了科学之技术的成分。
科学所入人类一般思想之中的部分,表现在人类基本生存方式中的部分,就是我们所要讨论的科学文化。
毫无疑问,公众对科学文化的理解与公众的科学素养是密切相关的。但是,作为文化的科学也能够超越具体的科学知识,直接进入公众的思想深处。作为文化的科学在传播的过程中,不一定需要将具体的科学知识作为前提。举例而言,在牛顿物理学之后,机械论、还原论、决定论的自然观成为社会主流话语体系的一部分,但是,是否接受这种话语体系,不以是否掌握牛顿物理学为前提,大部分公众对于主流话语体系是不自觉地接受的。
大众话语体系中科学文化的形成可以从两个层面上进行理解。1.思想层面,科学家及科学文化工作者(包括科学哲学、科学史、科学社会学等)对科学的文化内容进行第一度阐发,然后渗透到人文学者、文学家和艺术家等,并通过大众传媒进入大众话语体系。2.生存层面,科学的技术已经渗入人类生存的所有方面,科学文化是人类生存背景的重要组成部分。
科学本身处于变化之中。不同时期的科学对自然、宇宙以及科学自身的理解都不相同,甚至存在根本上的矛盾。尤其是在进入20世纪之后,牛顿范式的科学在很多方面遇到了超越、挑战和质疑。因此,科学所可能具有的文化内涵从理性层面上已经发生变化。同时,科学技术所导致的社会问题也开始显现,从生存层面改变着人们对科学的看法。
(二)科学文化传播
科学传播的基本问题是“为什么传播”。“为什么传播”决定了“传播什么”“向谁传播”“怎样传播”的问题。我们认为,科学传播的最终目的是促进社会和谐。“为什么传播”的问题,涉及我们对文明的理解,对发展的理解,对幸福的理解,取决于我们对未来和谐社会的构想,取决于科学在这种社会中的角色和地位。
在一个多元的社会中,人们的观念、权利和立场是多元的,无论是科学研究、技术开发乃至科学和技术政策的制定以及科学传播活动,都不是单一利益主体的行为,而是具有复杂多样利益主体的利益博弈和妥协,并不存在一个完全单一的、铁板一块的科学、科学共同体和科学传播。
应该提倡学者视角的公民立场,此种立场在一定程度上区别于各级政府的立场、国内外公司的立场、科学共同体中各种相关群体的立场、民间组织的立场等等。我们认为,上述这些立场的相互影响,才能共同形成和谐社会的科学观。
自然科学研究及相关的技术开发不仅仅是纯粹的认知活动,而是由具有利益的主体所从事的社会活动,深受社会、政治、经济、军事等活动的影响。与之相关,科学传播活动和理论研究同样也是价值负载和利益相关的(不是完全价值中立的)。
我们认为,既要关注一阶科学传播(如科学知识的传播),也要关注二阶科学传播(如科学家是如何获得知识的?当代科学是如何运作的?科学家如何申请课题以及如何发表论文?什么是同行评议?科研活动面临的伦理问题等)。科学传播活动不但要传播具体的科学技术知识和实用技能,还要传播当代科学的社会运作方式、科学技术的历史、科学技术的方法论等,并传播科学技术的局限性。
公民有权了解科学技术活动的全貌,包括科学技术的确定方面和不确定方面;有权尽可能提前获悉科学技术活动可能带来的一系列影响,包括科学技术的风险和危害人类可持续发展的种种负面影响。
可以预见,我们理解的科学传播事业,在未来中国的社会演化过程中可能会遭遇观念上及利益上的冲突。这些冲突可能比目前单纯来自“科学意识形态”方面的个别极端的、非理性的攻击严重得多。
中国社会已经发生了并且还将继续发生社会、经济、文化的巨大变革,不同利益集团的利益分配格局和分配方式都将重新洗牌。这种利益关系的变化,将对科学传播事业产生深远的影响。市场化和民主化进程,一方面将使得各种群体的利益得到进一步表达和重视、多元化的思维模式越来越能为人们所接受;另一方面发达国家在现代化过程中出现的资本-权力-知识的“神圣同盟”,又将以新的共谋形式在某些方面进一步强化乃至产生新形式的“科学意识形态”,其隐蔽性更强,更需要进行系统研究。
如何充分认识科学文化的多元性、开放性和建设性,是科学传播事业发展的一个关键。必须充分尊重科学共同体内部的不同声音,尊重科学共同体外不同利益集团的立场,尊重不同文化的价值,对非主流观点开放发言渠道,尊重科学之外的文化形式。不是要考虑如何尽可能地消除歧见,而是要考虑如何尽可能地丰富人类的思想存量,保全和发展人类文化的多样性。
我们提倡:在人与自然关系中坚持和谐的立场,反对急功近利的人类中心主义:坚持公众的知情同意及参与权;在涉及科学和技术的问题中,要充分考虑相关的伦理原则,保障社会公正;捍卫传统文化与地方性知识的合法性,反对以科学的名义摧毁或排斥文化的多样性。
【注释】
[1]钱穆:《现代中国学术论衡》之“略论中国宗教”,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21年版。
[2]钱穆:《现代中国学术论衡》,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21年版,第6页。
[3]钱穆:《现代中国学术论衡》,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21年版,第13页。
[4]黄凯锋:《安妥今生——信仰生活的价值观研究》,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16年版,第188—189页。
[5]参见余英时:《中国近世宗教伦理与商人精神》,关于“禅宗新伦理”一节的叙述,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87年版。
[6]李德顺:《论中国人的信仰》,《学术月刊》2012年第3期。
[7]参见李德顺、孙伟平、孙美堂:《精神家园——新文化论纲》,导论,黑龙江教育出版社2010年版。
[8]李德顺:《再论中国文化中的信仰问题》,中国宗教学术网4月28日。
[9][英]威廉·瑞珀尔、琳达·史密斯:《智慧之门》,张念群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34—35页。
[10]转引自倪湛舸:《黑暗中相逢》,上海三联书店2004年版,第17页。
[11][英]威廉·瑞珀尔、琳达·史密斯:《智慧之门》,张念群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99页。
[12]周国平:《各自的朝圣路》,北岳文艺出版社2004年版,第20—22页。
[13]周国平:《各自的朝圣路》,北岳文艺出版社2004年版,第21页。
[14][德]史怀泽:《敬畏生命——五十年来的基本论述》,陈泽环译,上海社科院出版社2003年版。
[15]周国平:《安静》,北岳文艺出版社2004年版,第24—27页。
[16]黄慧珍:《论信仰的本质及其历史形态》,《哲学研究》,2000年第5期。
[17]参见黄慧珍:《信仰与觉醒:生存论视域下的信仰学研究》,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
[18]李德顺:《论信仰》,《前线》2000年第2期。
[19]参见黄慧珍:《论信仰的本质及其历史形态》,《哲学研究》2000年第5期。
[20]克日什托夫·基耶斯洛夫斯基(Krzysztof Kieslowski,1941.6.27—1996.3.13.),出生于波兰华沙,波兰导演、编剧,毕业于洛兹电影学院。他的悲观主义、怀疑主义的世界观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他的创作,使其成为通过电影语言来探讨人性以及生命的终极价值的电影导演。
[21]参见黄慧珍:《信仰与觉醒:生存论视域下的信仰学研究》,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
[22]李德顺、孙伟平、孙美堂:《家园——文化建设论纲》,黑龙江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第227—228页。
[23][德]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央编译局编译,人民出版社1955年版,23卷第96页。
[24]黄慧珍:《论信仰的本质及其历史形态》,《哲学研究》2000年第5期。
[25]黄凯锋:《安妥今生——信仰生活的价值观研究》,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16年版,第218—219页。
[26]相关观点参见王鼎钧:《心灵与宗教信仰》,尔雅2001年版。
[27]参见董正华、赵自勇等:《透视东亚奇迹》,学林出版社1999年版。
[28]标题为笔者所加,相关文字材料选自[美]阿尔伯特·爱因斯坦:《我的思想与观念——爱因斯坦自选集》,张卜天译,天津人民出版社2020年版。
[29]标题为笔者所加,内容有微调和整理。选自江晓原:《江晓原学术四十年集》,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20年版。
[30][美]默顿:《科学社会学》(上册),商务印书馆2003年版,第36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