结语:核心价值观与文化自信
一
价值这个词和我们日常生活的关系最密切,就是我们经常说的“好坏”。“善恶”“美丑”“得失”“利弊”“祸福”“荣辱”“应该不应该”“轻重缓急”等,这些说法最后都可以用“好坏”来概括。价值这种现象的本质和特征在于,它不是事物本身的某种属性,也不是主观一己的兴趣和感受,而是事物的客观存在对于主体的意义。价值因主体而异,因人而异。鞋子是否夹脚,穿鞋子的人最有发言权,别人的良药也许是你的苦酒,忠言常常不顺耳等等,都说明价值的主体性。由于主体的社会存在不同,人们的需要和能力不同,就导致现实的价值关系、价值体系的多元化。
在多元的价值当中,选定哪一种价值,追求哪一种价值,一定是以具体主体及其客观需要为标准,一定要从自己的实际出发。放弃主体性,盲目地追随他人,反而对自己不利。在价值选择和价值判断中,一个根本的原则就是主体性,知道自己是谁,知道自己需要什么、不需要什么,知道自己能做什么、不能做什么,由此来决定该做什么、不该做什么。这是一种价值和价值观念上的主体自觉性。
价值观一词日常生活中也耳熟能详,但实际上是指价值观念。价值观是一个学术理论名称,就像物质观、运动观、时空观、历史观一样,有一套系统的学问。而价值观念与学术性、系统性没有必然联系,就是指人的选择、态度、立场,是指人们头脑里形成的信念、理想和信仰。价值观念人人都有,不是指对价值问题有什么学问、知识,而是在价值领域里,你信什么,要什么,追求什么。
现实社会的价值观念是多元的,好比大街的十字路口,四个方向都有路,东西南北都有人走。你不可能限制人家,只准走一个方向。但涉及到个人的时候,就不可能同时走多个方向。既想朝东、又想朝西,还要席卷南北,肯定行不通。每一个主体只能自己选定一个方向走下去,所有思想、感情、行动、规划等随之保持既定的方向,咬定青山不放松,如果没有选错,就一定能够开辟出新的道路,达到新的境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正是我们从自己的实际出发,按照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和需求,做出的坚定不移的价值选择,我们一直保持这样的价值导向,走出了一条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现代化道路。
而主流价值观是指一个社会中在话语空间和实践空间中都占有主流地位的价值观。在中国,主流价值观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价值观,是马克思主义具体理论,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结合的产物。需要注意的是:人们通常对“主流价值观”的理解,往往只注意它在“话语空间”中的地位,即在政治口号和宣传教育中被规定的分量;而不大注意它在价值的“实践空间”中的切实意义,即它与人们现实利益、思想感情和行为方式的实际联系。从理论上说,一切价值和价值观念的根基,在于它的主体性,即它总是“谁的、为谁的”价值及其观念系统。社会上不同的个人、阶层、阶级、民族和国家等,必然都有自己的价值和价值观念体系。对于每一个主体来说,他的价值和价值观念如何,总是由他的社会存在、地位、利益、需要和能力等客观条件所决定的,是与他的生存发展相关的选择和追求所在。如果不懂得价值观与价值之间的区别和联系,有意无意将它们混为一谈,以为可孤立地就价值观说价值观,就意识形态抓意识形态,甚至以为占领了话语空间、掌握了话语权,就是解决了价值导向问题,那么就可能造成“嘴上说的”与“心里想的、手上做的”相脱节。这是一种典型的价值观与价值相背离的状态。把握好“话语空间”和“实践空间”之间的平衡,是主流价值观建设的重要任务。
核心价值观是指在各种价值观念中最根本、灵魂性的、如种子般存在的价值观,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就是指在社会主义价值体系中最根本的占据核心地位的价值观。十多年来,从中央文件、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到各地培育和践行活动来看,我们应该不难体会和理解,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首先是我们党倡导建设的价值观。社会主义是一个人民当家做主的社会,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一定是以人民为主体、以人民的利益为标准,为什么首先是我们党倡导的价值观呢?我们有必要进行具体分析。党以人民的利益作为一切纲领、行动的标准,中国共产党的宗旨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但是我们党不会直接把自己的主张原封不动地加给全体人民,也不会把对自己的要求与对广大人民群众的要求混为一谈,而是十分注意向人民学习,从人民群众的鲜活实践和日常智慧中把握他们的共同愿望,并用党的理论和方法加以总结概括,进而表达为全体人民的价值观。这就使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建设和实践,步入“来自人民,回到人民”的逻辑和历史之中。
党的十八大阐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二十四字理论表达,即“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分别从国家、社会、个人三个层面提出要求,体现高度的理论自觉和文化自觉。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体现整个社会主义价值体系的核心观念,这里所说的社会主义当然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而不是别的社会理想和原则,首先是共产党人的观念体系,核心和宗旨就是“为人民服务”。资本主义的核心价值观是自由,但资本主义自由竞争下的市场经济,不能排除不公平,贫富差距拉大,甚至还有剥削、专制。社会主义是要在资本主义的基础上,也就是在人类取得初步自由的基础上进一步打造公平。社会主义作为不同于资本主义、封建主义,也不同于共产主义的一种社会形态,所追求的最核心的价值应该是公平正义。
回顾欧洲文艺复兴运动提出“自由、平等、博爱”口号以来的世界历史,可以客观地说,资产阶级革命所带来的进步成果,主要是尽其可能地实现以个人为本位的自由。其所实践的资本主义价值体系,以“自由”为核心,突出强调并实施了“自由即正义”原则,代表着一种“自由型”的正义观。因此,资本主义也常被看作是“自由主义”的同义语。在实践中,这种核心价值的追求虽然曾极大地激发了社会发展的活力,但过度的自由竞争必然带来弱肉强食、两极分化、贫富悬殊、社会对立等不公平现象,成为资本主义的致命顽症。这一根本的历史局限不仅一直为资本主义弊病的揭露者们所批判,也逐渐为一些诚实而敏锐的西方思想家所觉察。例如,美国著名政治学者罗尔斯的代表作《正义论》和《作为公平的正义》等,就是力图在自由主义的理论框架内,探讨如何解决资本主义所缺少的公平问题。尽管他的改良主义研究曾被极端自由主义者指责为向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投降,但社会现实已经把公平问题提升为后资本主义时代的首要问题,这一历史趋势却不容回避。
而以“平等、公平”为核心的正义观,从来就是自空想社会主义以来的社会主义体系的核心理念。科学社会主义学说继承了人类这一崇高理想,并使它立足于科学的基础之上。科学社会主义创始人马克思通过揭示资本主义剥削和压迫(不平等)的秘密,指明了实现人类解放的根本途径和现实任务,就是在尊重和保障自由的基础上,进一步实现以平等、公平为特征的社会正义。在这里,“公平”将成为正义的主要内涵和尺度。就是说,追求和实现社会的公平正义,正是社会主义作为后于资本主义、高于资本主义的一个历史阶段所特有的主导价值观念。
对于坚持马克思主义,以社会主义方式实现现代化的中国来说,公平正义是一个既有自己个性、又符合时代潮流的核心价值。在思想理论上,社会主义的理想和原则中最重要同时也是最切实的目标和最大的承诺,就是如邓小平所说的:“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即实现人类历史上尚未有过的新型公平正义。从实践中看,在我国历来讲究公平价值重于其他价值的传统文化氛围里,实现社会公平不仅有社会发展的历史意义,更具有迫切的现实意义。
无论社会主义还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其价值和价值观念体系都一定具有人类历史的共性与自身个性的双重特征。共同价值观是指一定主体群体(包含人类主体)所一致认可的价值观。我们在理解和阐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时候,当然首先要体现并保持其应有的个性,坚持走自己的正确道路;但不能忘记,一定要将这种个性置于人类共同文明的背景之下。否则就会造成个性与共性之间的分离甚至对立,忽视甚至抹煞了中华民族对人类共同文明的权利、责任和贡献,走向“自我另类化、边缘化”。在这个问题上,目前存在着某些认识和思想方法的误区。比如认为世界上并不存在真正的普遍价值,因此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与人类的普遍价值全然无关。又比如:认为有普遍价值,内容就是美国的那一套价值观,因此对普遍价值的认同,就意味着要完全向西方或美国的政治模式看齐等。实际上,如果是针对全人类的共同价值及其建构,一定是全世界人民共同的权利和责任。以实现民族复兴和人类进步为己任的中国人,我们不仅需要而且能够担当起自己在其中的权利和责任。正因为如此,我们对自己核心价值的确立与表达,如果它是科学的、合理的、先进的,就不会与对当代共同价值的认同和担当相冲突,而且可以说明二者之间的交叉之点和重合之处,自觉地将共同价值包括在核心价值之内,与全人类共同价值同向同行。
二
倡导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实际上是彰显建国以来文化发展的灵魂。有了这个灵魂,我们才会有文化上的自我意识和精神自立。马克思主义是外来的,社会主义运动也不是我们传统文化里固有的,那我们怎么能把外来的和本土的结合在一起并赢得文化上的自信,显得尤为重要。
文化最广义的理解应该是指“人类创造的物质和精神成果的总和”,包括物质文化、制度文化、精神文化等在内,几乎无所不包;中观层面主要指的“观念形态的文化”,即由思想理论、宣传教育、新闻出版、文艺演出和文物管理等构成的领域,实际上就是“精神文化”;当然还有最小、最初步的理解,文化就是“识文断字”,即上过学,受过教育,有知识。据考证,世界上给文化下定义的权威说法有二百多种。没有一个公认的精确定义,多是因为下定义的学科本身角度和层次不同,“文化”又正是一个能够覆盖多数学科的视野。
由已故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教授肖前主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一书中,曾给出一个体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风格的简要表述:“文化即人化”。这个表述,可以说是总结了历史上中西文化观中最重要的核心和实质内容,文化就是按照“人”的方式和标准,去改变环境和人自己。说到底,文化就是“人化”和“化人”。“人化”是按人的方式改变、改造世界,使任何事物都带上人文的性质;“化人”是反过来,再用这些改造世界的成果来培养人、装备人、提高人,使人的发展更全面、更自由。“化人”是“人化”的一个环节和成果、层次和境界。
“文化”这个词,无非是用一个整体性的抽象概念,给人类生存发展的这种根本方式、基本过程、基本状态和总体成果本身,作一个概括性的描述。所以恩格斯说,对人类而言,“文化上的每一个进步,都是迈向自由的一步”。
文化是一个最体现“以人为本”的概念。文化并不在人之外而独立存在,它不是一个“筐”,倒像是“颜色”(任何物体都有颜色)。文化是任何人的活动都具有的“色彩”,也就是人的思想、感情、活动及其结果中所包含并表现出来的特征和意义。
“文化”主要是个动词。不要把它只当作一个名词,企图寻找某个现成的“东西”来代表文化,而要联系人的活动方式和过程,注重人的“生活样式”来理解文化。理解文化本质上就是理解人。
作为生活样式的表达,文化需要寄寓在一定的形态中,否则就真正成为看不见摸不着的一头雾水,但文化最深沉的灵魂又不等于这一形态本身。
文化形态具体包括四个层面,首先是社会风俗、行为习惯、实践风格,即通过人们的共同行为表现出来具体面貌,包括在器物、饮食、服饰、宗教、艺术等日常生活习俗方面表现出来的具体样式和特征。这是每一个文化体系自身历史形成的实际形象;其次是规则规范体系,即在人们的思想感情和行为中被认同和遵循的导向、分寸和界限,如道德规范、法律体系、经济和政治方面的政策措施等。它通过要求和引导人在任何事情上“怎样去做,不应该去做”,来显现和保持一种文化体系的性质和特征;第三是社会(共同体)的组织制度和运行机制,即人们怎样组织起来,怎样分担生活的权利与责任,如何行使并监督权力的整套方式和程序。是人们的社会地位、利益关系的结构和秩序的体现,主要表现于经济和政治的基本制度、体制层面;最后是核心价值或基本理念,主要是指一个文化体系最终“为了谁、为了什么”的定位与导向。它处于文化体系最深层内核的位置,向外展现为制度和规范体系的制定,并经过长期反复的实践,最终落实为一定的风俗习惯。
相对于文化的具体形态,文化之魂具有“潜在性”,常常隐而不见。但恰恰是这个隐而不见决定着文化之体的形态和走向,决定着具体主体行为的效果。各民族文化的有形之事大体相同,无非是生产生活、社会交往、衣食住行、生老病死等;但是,正由于“做法”不同,隐而不见的“魂”不同,才造就了各种不同的文化样态和传统。
可见“做法”比“做什么”更能代表灵魂,“做法”造就文化的特质和面貌。
无论做什么事情,越是懂得从端正“潜台词”入手,把功夫下到“隐形”的层面,讲究做法,才越是有利于提升文化素养,走向高境界。我们在生活中观察到的那些浮躁心态、形式主义和急功近利,其实正是“魂不守舍”的表现,结果呢?越是想在文化上做出成绩,就越是显得“没有文化”。
所以,了解和感受文化,不一定去雄伟的博物馆、华丽的音乐厅,没有学问、不识字的也会自然而然知道礼数,因为祖祖辈辈代代相传,因为家家户户耳濡目染,春风化雨使之然也。核心价值或基本理念在潜移默化中于焉而行,以潜在的灵魂感动知音。要使一个国家成为“文化强国”,使人民富有文化情怀,就要把握文化的本质,了解文化的形体和灵魂的统一性,深刻认识文化的主体性、历史性和实践性。观察一个文化体系的生命力,首先就要看主体性、实践性和历史性是否端正、充实、到位,也就是观察分析是否真正保持了以人为本,是否属于人民大众,是否扎根主体的历史和实践,是否能为主体的生存发展提供最大的资源,包括精神资源(如道义资源、智力资源等)和制度资源(如体制空间、机制活力等),进而分析文化的形态和灵魂之间是否保持一以贯之、相得益彰。
中华文化数千年未中断,自强不息,厚德载物,刚柔相济,和而不同,在历史和实践基础上,汇合百家,儒释道三教合一,与时俱进,逐步形成复合的、相对的、流动的文化传统。近代以来与西方文明冲突,逐步由被动走向主动,进入中国传统文化、西方文化和马克思主义三股思潮交汇(固然还有未尽通达之处),逐步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社会主义现代化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互动融合。在经济全球化和国际政治秩序重构的过程中发挥中华民族和而不同的智慧,对内坚持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为资源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对外倡导“人类命运共同体”,为推动共建全人类共同价值提供文化能量。与此同时,我们也要认真总结和反思自身文化传统可能存在的不足,以古人之规矩,开自己之生面,使中华民族的文化基因与马克思主义的当代发展相适应,与现代社会的要求相适应,实现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
所谓“文化自信”,就是指一个现实的个人(公民),或一个政党、一个民族、一个国家对本民族自己的文化及其价值的充分肯定和积极践行,并对其生命力和自我发展能力持有坚定信心。当前有一些倾向值得关注,例如:仅仅把中国近代以来落后挨打的遭遇归咎于传统文化,却看不到一直寻求民族振兴的力量来自何处,以为中国传统文化将止步于现代化和全球化;又如:以现代性和全球化的“困境”为理由,力求反证中国传统道德和人治主义文化优越与完备,无视历史上的挫折和教训,一厢情愿地美化过去的东西;再如以急功近利为理由,认为优秀的传统文化终结于书本和理想,与现实并无关系,以为“远水不解近渴”“成功不需要文化”,只求满足一己一时之需,不惜以低俗为荣,消费至上,排斥理想,拒绝高尚。走向自我放逐,甘愿扮演人类文明寄生虫的角色等。
无论是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本身的不自信还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不自信,实际上就是忽视或否定现在的自己,忽视现实的活着的中国人的权利和责任。而现在的中国,现在的中国人,就是在五千年中华文明的土壤上生长起来的,也是自1840年以来,不断地吸收了西方文明成果而演变出来的。现下的中国文化实际上已经是一幅“中、西、马”融合一体、密不可分的画面了。在这幅画面上,无论是好是坏、澄明还是混浊、成功还是失败、光荣还是耻辱,都是我们一代又一代国人自己造就的,每一代活着的、实践着的国人就是它的权利主体和责任主体。向古人或洋人看齐,实际上就是隔断历史,偏离现实,自信也就无从谈起。对中华文化的不自信说到底是不承认中国近一个半世纪的历史,是不了解、不尊重中国人自己。对于古人,他们不懂得继承与照搬的区别;对于洋人,他们不懂得借鉴与模仿的区别;以为继承就是原封不动地照搬照做,以为借鉴就是简单地追随模仿。这是一种很严重的文化偏执心态,它所能造就的,只是精神侏儒和文化掮客。
而文化自信意味着现代中国人自己站立起来,独立面对世界的大气魄。这种文化主体性的觉醒,文化主体意识的形成,虽然已经开始,但尚未完成,还需要经过一些曲折,一些努力,一些反复的磨炼,可能也还会付出一定代价,才能达成。文化自信需要文化主体的自觉担当。文化自信不是盲目乐观,而是更加清醒地反省自己、定位自己、把握自己,并通过科学的发展来全面地实现自己的民族复兴。最重要的是在实践中去观察、思考和检验我们的文化,同时保持对文化理想与目标的把握和执着,不泥古,不崇洋,不迷权,不媚俗,不畏强,不凌弱,不怕像谁,也不怕不像谁,坚定不移做好自己的事,走好自己的路,在新的高度上实现新的文化自立和自强。
所谓精神自立,首先意味着中国文化建设的主体要在精神上站起来,面对多元化,坚持主体性。也意味着对中华文化的主体性有理性自觉,明确自己的权利和责任,敢于面对现实,实事求是,理直气顺地说自己的话。
当年邓小平同志提出解放思想,恢复实事求是,走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实际上唤起并代表了当代中国人在精神上的崛起。走有中国自己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这样的思想和意志,意味着我们中国人、中华民族在精神上的重新崛起。它所告诉世界的是:经历了曲折和磨难的中国人,重新成为自己事业的自觉的主体。中国人就是中国人,中国人的事情就要中国人自己来办,办好办不好,不在别人,就在我们自己。我们有权选择我们应该办的任何事情,有权拒绝别人强加给我们、而我们不需要或无法采纳的任何东西。我们中国人干自己的事业,不要那么多条条框框,该怎么干就怎么干,实事求是,从实际出发,按照“三个有利于”标准,怎么有利于国家富强、人民幸福、社会和谐,就怎么做;实事求是,从实际出发做成什么样子就是什么样子。这是我们自己的权利,也是我们自己的责任。这就是一种中华民族共同体的主体意识,是一种自主、自立、自强的当代中国人的主体意识。
正是在这样的主体性自觉意识的坚持中,我们在文化建设尤其是最核心的价值观建设上不断实现理论创新,形成“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创立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这些理论成果的产生和作用是我们有文化自信的依据。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建党百年的讲话中明确提出“两个结合”即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中国具体实际”并列,标志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主体性地位的确立。当然,中华文化更为主动的精神力量要真正发挥作用,离不开马克思主义的引领。百年来,各种外来思想如潮水般来时汹涌,去时无痕。只有马克思主义,从原本的一种外来思想,逐渐融合中国的人心,由外在转内在,变为中国人立身处世的准则、判断善恶的根本依据,收拾人心、应对现实和发展问题的大道理。只有明确马克思主义激发、改造、熔铸传统文化的价值导向,避免“复古主义”“工具主义”“以儒化马”,以中国马克思主义、中国文化内在一致性为目标,理性把握源头性、传承性、开放性和包容性兼具的中华民族强大精神力量。
在坚持文化自信的问题上,不仅要反对文化虚无主义,增强对优秀传统文化的自信,更要反对历史虚无主义和新自由主义,增强对近代以来形成的革命文化、红色文化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自信。强调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革命文化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充满自信,不是对不同历史时期的文化采取“拼盘式”甚至大杂烩的杂糅,而要具体情况具体分析,强调从历史和文化的意义上整体把握中华文化和中国文明的时代精华。强调从整体意义上增强对中华民族优秀文化的自信,重要的是善于揭示和把握中华民族各个历史时期优秀文化所贯通的内在的价值观念和人文精神,需要处理好古今中外的关系,需要直面和解决今天的时代之问。
习近平总书记在论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来之不易时,有一个很重要的见解:“它是在改革开放30多年的伟大实践中走出来的,是在对近代以来170多年的持续探索中走出来的,是在对中华民族5 000多年悠久文明的传承中走出来的,具有深厚的历史渊源和广泛的现实基础。”坚持文化自信,需要文化主体的自觉担当,归根到底是要从文化上坚定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自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