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评价的主体性
认识活动和评价活动在历史研究中实际上很难明确分开,因为认识主体和评价主体在狭义的历史认识活动中是一体的,具体体现在史学家本人的历史认识和评价活动中。
1.选择研究对象上的自主性
对于历史学家而言,现实利益、社会需要的驱动对选择研究对象确实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虽然不是任何情况下都如此。
每一个人都是时代之子,史学家也不例外。作为现实的人,史学家生命的一部分生活在今天,前人没有感受到的变革时代的种种困难和问题环绕左右,但作为职业的要求与限定,他生命的另一部分又必须生活在过去,当面临现实与职业的微妙却并非微不足道的对立时,史学家在研究对象的选择上不得不依靠在现实中逐步形成的理论框架及价值标准,带有强烈的主观色彩。恩格斯写《德国农民战争》这部历史著作,指出16世纪德国的分散性是革命力量分裂、失败以及反革命力量得逞的主要原因,而1848—1850年欧洲革命运动的失败与此有极为类似的地方。他的目的就是想通过研究得出某些对现代无产阶级斗争具有意义的结论。
选择研究对象的自主性在今天也体现为史学家面向大众进行交流的潜在愿望。在史学的古典时代,史学与大众之间有着相当遥远的距离,这种不成文的“定规”影响直至今天,重视史学作品的“圈内消费”,忽视乃至轻视“圈外消费”成为导向性趋势。专业性很强的学术著作曲高和寡的现象是正常的,但是整个历史学的曲高和寡就很难说是正常的。只有在市场经济对学术事业影响日甚一日的今天,中国史学家才能比以往更为强烈地感受到与大众交流的重要性,才能更加自觉主动地理解、把握“圈外人”的评价标准(消费偏好),进而重新调整自己的研究对象和叙述方式。这种对象取舍上的价值选择使史学家获得一个鲜活而广泛的现实文化基点。只要史学家的这种自主性是以责任感为基础的,而不是在片面的躁动声中跟着感觉走,那么他的这种选择就不会像有些人担心的那样瓦解历史学研究,反倒会为历史研究注入活力。[31]
2.评价主体决定治史目标
许多史学著作的目的是鉴往知来。以古证今者有之,以古鉴今者有之,以古喻今者有之,以古启今者有之,以古讽今者也有之。历史知识成为获取现实之果的大网,往昔的成败是今日成败的直接参照。这种类型和做法,曾经出现在西方史学的古典时代,尤其成为中国古代史学传统中一条被加重加粗过的脉络。司马迁、班固、刘知几、司马光、王夫之、顾炎武、章学诚等人自不待言,二、三流史学家也都是这个意义的坚定呼吁者和实践者。只要打开中国传统史学的留声机,人们可以反复聆听到这类劝诫。[32]马克思主义也一般性地肯定治史需要有个价值目标,这是与其主张的史学具有党性的观点分不开的。当然,马克思主义也承认,史学家作为评价主体,其评价系统并不总是决定治史目标,有些情况下,只是为了弄清历史真相,并不需要预设一个价值目标。
就鉴往知来的观点而言也不是全无问题的。简单地依赖于“往”,也许结果是心智弱化而非“知来”。为了深入认识今天,必须认真直面过去,必须对人类以往辗转曲折千丝万缕的足迹进行扫描探测,这个过程不是简单地把思考的焦距对准既往得失,把历史实践与现实生活的一些外部现象加以简单比附。生活在今天的史学家,作为历史评价的主体,需要摒除的是简单化的借鉴意识。
3.在诠释史实、揭示历史客观性等方面的个性介入
史学是史家心灵的历史,能用自己的标准去深入理解而不是崇拜过去的人才可能成为真正的史家。
中国古代史家把“直笔”的品性和“实录”的风格视作最理想的目标。其实“直笔”“实录”是与史学家独立的批判精神联系在一起的。真挚、良知是“直笔”和“实录”的基础,而勇气是实践真挚和良知的保障。对于中国史学家来说,最难具备也是最需要具备的勇气是对政治权威的无畏,是对独立思考、自由表达的珍重。在传统史学的步履中,秉笔直书的微弱呼声可能被湮没在强有力的处世劝诫中。
在选择、加工、解释历史事实上,在揭示历史本质、叙述客观历史方面,史学家的评价系统要求他们的笔底波澜中深深凝聚对家园的真挚之爱,对人类的正义之感,对人民的热情歌唱,通过对人民生命活动的一次又一次感受,一次又一次提炼,一次又一次升华,展示历史所具有的人性力量。
这个加工、提炼、概括的过程也进一步造就史学家的个性。每一种判断、概括、分析,当然都是以放弃其他角度、其他观察和其他事物为代价的。“失去”不一定意味着“得到”,但为了能“得到”,首先要敢于“失去”,一切真正的史学家都具有敢于失去的勇气和敢于失去的技巧。司马迁失去了作为写作体例的编年形式,失去对单纯叙事的执著,得到了具有开创意义的全新体例的纪传形式,得到了“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的境界。对个性的肯定,意味着高扬评价主体的主体意识,让史家自我渗入对象领域。不同史学家个体对同一历史事实的投入,不同个体之间的相互撞击,并不会使认识不可捉摸。而是使认识多而不杂,更有弹性和力度。
当然,在叙述历史的过程中,史学家的评价是比较含蓄的,“历史认识是一种价值性认识,但是,历史学家表达自己的价值意识的方式是十分含蓄的。在通常情况下,史学家不仅不直书自己的价值目的、价值标准,而且也不肯在文字上有任何主观用法的流露,以使人们误认为他是在搞纯粹的历史探讨而不带有现实企图。这已经形成了历史编纂学特有的风格和传统。”[33]